试论山东地区汉画像石艺术的产生与兴起

郑波

汉代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魂宝。

漫步在画像石之间，犹如置身瑰丽的历史画廊，一幅幅构图多变，画风古朴，雕法严谨的石刻画面，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它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多种多样。通过这些画像石，我们得以窥见汉代的社会面貌和当时的艺术风格。

画像石兼具了绘画、雕刻或浅浮雕等因素的艺术形式，这些作品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形象鲜明，充分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艺术成就。

在目前发现的画像石中，年代较早的在西汉晚期，如“元凤刻石”、“平邑麃孝禹刻石”，而大多数属于东汉时期。

在我国，山东、江苏、四川、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北京、江浙、云贵等地均有画像石发现，其中数量多而又比较集中的有山东、江苏的徐州、河南的南阳、四川中部及陕西北部。而山东省发现的汉画像石最为丰富，有50多个县市均有发现及出土①。山东出土的画像石不仅数量大，而且雕刻方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有许多是汉画像石中的精品，本文着重论述山东地区汉画像石艺术产生、兴起的原因。

一、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出土的画像石较为普遍，但又相对集中，象山东地区、河南南阳、四川成都、陕西北部，是什么原因呢？

据考古学资料和史料证明，汉画像石出土的地点在汉代都是属于经济富庶的地区。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农业、手工业、水利、商业均十分发达。河南南阳处在汉代的交通要道上，经济发达，且好商贾②，更重要的是南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老家，西汉中被封到南阳的侯王就有二十二个，东汉的三个皇后，一个贵人均是南阳人，有七个公主封在南阳，被封地也成为世袭侯国，这批人在朝野举足轻重，生前荣华富贵，死后享受厚葬，所以在南阳地区出现大量的汉画像石也就不足为奇了。江苏的徐州在汉代交通、农业、灌溉均十分发达，徐州是汉高祖 刘邦的家乡，受到汉王朝的普遍重视，不少皇亲贵戚，东方世族聚居其地，丰富的画像石是情理之中的。现在的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在全国也是非常出名的，南阳也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汉画像石博物馆。

至于山东地区，自春秋、战国时，农业、手工业、商贾就十分发达，据《史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渔盐、铁器制造，多见于《史记》、《战国策》、《汉书》、《后汉书》等记载，到秦汉时代，山东地区也是经贸最发达的地区，西汉时的临淄是全国最发达的商业城市之一，繁华程度比长安有过之而无不及③。考古上最早的刻有纪年的画像石，就是在山东地区发现的，山东沂水鲍宅山出土一件凤凰画像石，为汉昭帝元凤年间作品，石上用阴刻线刻有两只极简率的凤凰纹，并有“元凤”“三月七日”等榜题刻字，约在公元前80年至公元前75年之间④（注：此石已失落）。山东地区自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其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最发达地区之一，繁荣的经济和文化，铁器的广泛使用，为画像石的出现和以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厚葬的盛行

山东地区画像石的产生是有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铁器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汉代农业、手工业发展；先进的冶铁技术也是汉画像石得以产生的重要物质条件。汉代极其浓厚的厚葬风气，统治者和儒家所倡导的“孝悌”思想，道家的升仙得道思想，是汉代画像得以产生发展的精神条件。

1、神道思想

汉代厚葬风气的盛行也是有其渊源的。

首先，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墨家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神，且有知有觉⑤。《论衡·薄葬篇》“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则为鬼神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战国以后的神仙家和方士也鼓吹升仙得道思想，这种鬼魂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认为活着需要的物品一切，其死后也需要，待死人要如活着一般，所以要厚葬。汉代人还认为能不能找到一块丧葬用的风水宝地关系到子孙后代能不能发达昌盛，对墓葬的选择非常注重。这些思想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到今天，这些思想认识和风俗还在中国广大地区存在着。

2、“孝悌”思想和举孝廉制度助长了厚葬之风，保证了汉画像的发展。

汉代非常提倡孝道，实行举孝廉制度，这成为士大夫进仕的主要途径，社会上有些人就以厚葬为手段，以期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更助长了厚葬习俗愈演愈烈。这使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棺）和各种明器的制作非常流行，也产生了一些这方面的良匠，如：嘉祥汉画像石中，有石工刻匠孟孚、李丁卯、孙宗等人，还有“雕文刻画”的“良匠卫改”。

宣传“孝悌”思想的内容，也成为画像石内容的一个主体。如山东孝里铺孝堂山上的“郭巨”祠，就是宣扬孝悌思想——孝子郭巨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直接称之为“孝子堂”，祠堂西山墙外壁刻有北齐陇东王胡长仁的《感孝颂》。

可见“孝悌”思想和举孝廉制度，使厚葬之风盛行，遍及广袤的两汉大地。

3、儒家思想助长了厚葬风气

“孝悌”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重要地位。儒家认为，“孝”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东汉的一般社会风气就是“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 ⑥。只有“孝亲”才能“忠君”，而丧葬是否隆重，则是孝与不孝的一个重要标志。儒家思想本与墨家的神鬼思想不同，他们认为人死后是无知觉的，不能变成鬼。但在“厚葬为德”这一点上却殊途同归，对墨家也不便说三道四，助长了厚葬之风。统治者也利用了这一点，把“孝悌力田”作为长治久安的重要政策，大力推行，汉统治者在思想上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极大地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而儒家思想也有力地维护了“孝悌—厚葬”这一风气。

4、统治阶层崇尚厚葬

武帝以后，社会殷富，统治阶级高层就提倡厚葬。上行下效，厚葬之风蔓延于社会各个阶层。东汉以后，在东起山海关，西至敦煌的广大地域内，那些皇戚宠臣，直至郡县世家，豪强地主愈来愈讲究厚葬⑦。《潜夫论·浮侈篇》中“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柟，良田适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塚，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斋奉，车马帷帐，货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今天下浮侈离本，亦已甚矣。”

在山东厚葬之风亦不例外。曲阜九龙山有西汉鲁恭王崖墓，五个容积在两千至三千立方米的崖墓并列一排，墓室结构比满城刘胜夫妇墓都要复杂。近几年又在山东长清发现了济北王汉墓，章丘洛庄汉墓，规模均十分庞大。这里重点说一下长清孝堂山石室。

孝堂山石室是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位于长清西南二十公里孝里铺村南的一座石山上，山上有一座单檐悬山顶，面阔两间的石室，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之一。石室后有一座大坟，高三米多，坟底底边周长达八十米左右，这座石室显然是建于墓前作为祭祀用的祠堂。根据墓的规模，肯定非一般人物所有，郭巨虽是孝子，但决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墓葬。据《金石录》记载北宋“隧道尚存”，这种在石山上开凿的巨大崖墓，只有王侯才能筑得起。

孝堂山石室东、西、北三面墙壁及过梁皆有刻画精美的画像，在西间北壁刻有“大王车”，大王车的导从车骑，步卒多达几十人，可谓“驺从如云”。在欢迎人群中有一官吏头侧刻有“相”，这样大的导从，在汉画像中是罕见的，在山东的武氏祠，沂南画像石中均无此壮观场面，这种场面决不会仅是一个“孝子”就所能拥有的。根据史料和考证，墓主人应是汉代封在山东的某一个王，根据李发林《汉画像石研究》中的推断，很可能是西汉济北式王（成王）刘胡的墓。总之，西汉统治阶层崇尚厚葬且规模庞大。

三、艺术的发展

艺术的发展为画像石兴起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基础。众所周知，我国的传统绘画是以线条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人物以及变异而来的几何纹图案，是以线条构图；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由多变的阴刻线条组成，呈浅浮雕状的商周青铜器上的种种纹饰，其线条更是庄重醒目；玉器上的纹饰，战国青铜器，铜镜上丰富的纹饰……这一切一切，在艺术技法和风格都为画像石艺术兴起奠定了基础。

而早期的画像石，就是汉代绘画在石画上的直接体现。《汉书·霍光传》中提到了“雕画之室”，既然叫雕画之室，顾名思义是雕刻出来的画或是即有“雕”又有“画”。

发现较早的“元凤刻石”和“平邑麃孝禹刻石”就是仅用阴刻线条来表达物体形象（凤凰立鹤）的技法。中国绘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善于运用线条，绘画与阴线刻石画像唯一的不同就是材质的不同，一个是画线，一个是刻线，这种阴线刻石往往上了一层彩色，有白、黑、红、蓝、绿等色，由于年代久远，色采多已剥落。

画像石既然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品类，它即秉承了绘画传统，又脱离、发展了一些东西，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样式。

综上所述，两汉发达的经济文化，浓厚的厚葬风气，统治者和儒家大力提倡的“孝悌”以及神仙方士吹嘘的神道思想，使得画像石产生、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奇葩。

参考文献：

①李发林《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研究》

②《史记·货殖列传》

③《汉书·高五王传》

④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

⑤《论衡·薄葬篇》

⑥《后汉书·光武本记》

⑦《潜夫论·浮侈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