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东岳庙研究[ 本文为作者2003年的硕士论文,是目前较全面研究东岳庙的专文,收入论文集时略有改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5-12-15       作者:

泰安市文物局   田承军

前  言

对于研究民俗或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学者,提起东岳庙,应该不会陌生。1924年顾颉刚先生曾撰写过《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东岳庙游记》两文,介绍了北京东岳庙及下设的地狱诸案司,并与苏州东岳庙进行了比较,简要介绍了东岳泰山神的渊源、职能。两文俱载入当时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是中国学者民俗学研究的早期作品。这之后,有关泰山信仰的论著、论文很多,但关于“东岳庙”的却极少。据笔者所知,有国外学者古德利奇(A.S.Goodrich)的《北京的东岳庙》一书、1936年林用中、章松寿的《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叶大兵先生的《温州东岳庙会剖析》(以下称叶文)[ 叶大兵:《温州东岳庙会剖析》,《中国民间文化》第五集,《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学林出版社,1992年。]。叶文首先讲到东岳神的人格化,指出温州的东岳爷又称“温忠靖公”,是由温州人温琼上升为神的,后着重介绍了庙会上迎神赛会的情况。最近有赵世瑜先生的《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以下称赵文)[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此文从祭祀的角度,对北京的东岳庙与碧霞元君庙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明清北京地区的信仰活动中国家与民众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的关系。除以上著作、论文外鲜有学者涉及东岳庙。另外,各地政协文史资料中有一些回忆性文章,或详细或简略地介绍了当地东岳庙情况,也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但以上这些有关东岳庙的论著、文章,绝大多数仅是对各地东岳庙情况的简单介绍,如建立时间、修建时间、庙宇的规模、庙会等等,浮光掠影,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赵文的研究虽较深入,但所讨论的只是清代北京地区东岳大帝与碧霞元君的信仰,以及在信仰活动中表现出的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关系,而未涉及东岳庙的内部情况。可以说,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全国或某一地区东岳庙的创建时间、分布、数量、修建情况、形制、规模、庙产以及东岳庙会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和讨论,而这些又都是研究东岳庙首先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不先解决这些问题,对东岳庙的深入研究就无从谈起。本文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以期对中国古代祠庙以及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东岳泰山神与东岳庙

在深入研究江南地区的东岳庙之前,应先对泰山神和东岳庙进行一番考察。

远古先民信奉万物有灵。泰山绵延横亘于中国东部,与周围的平原和丘陵相比显得突兀而挺拔,其雄伟的山体、富饶的物产、神奇的天气变幻令先民们感到敬畏。对山岳神奇力量的恐惧和神秘感,对山岳自然物质的依赖和对男性崇拜的延伸,构成了对山岳崇拜的认识基础,泰山崇拜就是一种典型的山岳崇拜。

泰山峻极于天,很早就被人们认为是天地相交之地,在这里可以与上天沟通,基于这种认识才有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封禅,“此泰山上筑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

《史记·封禅书》。] 封禅,是古代帝王向天神、地神颂扬功业的一种方式,被认为是易姓而王或有丰功伟业之君才可举行的国之大典,从传说中的上古贤君到秦始皇、汉武帝、唐高宗、玄宗、宋真宗等都曾封禅泰山。

   泰山是帝王祭天、与天神沟通之所在,另外,他还有自己的神——泰山神。

《风俗通义》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者,始也;宗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 东汉·应劭著,吴樹平校释:《风俗通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366页。]《后汉书·乌桓传》谓,“乌桓人死,则神灵归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 《后汉书 乌桓传》,中华书局,1965年,2980页。] 在东汉时期墓中出土的镇墓券中,常见“生人属西长安,死属泰山”的说法。《博物志》云:“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 晋·张华撰,范宁校正:《博物志校正》卷1,中华书局,1980年。] 逐渐地,泰山由一座死者魂魄聚集之山,转变为一位抽象的神,一位招人魂魄之神,即治鬼之神。同是在东汉,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其地狱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泰山治鬼”说相结合。加之佛经翻译中的讹变,翻译的经文表达地狱观念相当含混,从而和中国传统观念里的泰山、幽都相混同,于是,泰山成为佛教中的地狱,泰山神(亦称泰山府君)成为掌管地狱之君。由此,泰山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神格。神格化了的泰山神到魏晋时期更加流行,晋干宝《搜神记》记述了泰山人胡母班被召入冥府,为泰山府君送书信的故事。宋代《云笈七籤》载,“东岳泰山君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帅也”。[ 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籤》卷之79 政9,齐鲁书社,1988年,451页。]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左氏《国语》未有封禅之文,是三代以上无仙论也,《史记》、《汉书》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也。”[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被神格化后,泰山神逐步得到很多封号。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 玄宗封其为天齐王,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封其为天齐仁圣帝,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又加封其为天齐大生仁圣帝[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 神异典 东岳泰山之神部,中华书局,1987年,60012页。],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去掉泰山神的一切封号,只称东岳泰山之神,这种称号一直沿用至今。

东岳庙就是专门祭祀泰山神的祠庙,其始建时间尚不十分清楚。但据《风俗通义》记载,“岱宗庙在博县(属泰山郡)西北三十里”[ 东汉·应劭著,吴樹平校释:《风俗通义》,天津人民出版社,366页。]。《后汉书·郡国志》也记载,“博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另外,1961年在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了带有“泰山宫”铭文的鼎[ 西安市文管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62页。]。 虽然该“泰山宫”的具体位置,是泰山、长安亦或他地,尚不确定,但依据上述资料可以推断,专门供奉泰山神的庙宇至迟在西汉就已出现。自然,一些文献记载的“五岳四渎立庙自拓拔氏始,当时惟总立一庙于桑幹水之阴,逮唐乃各立一庙于五岳之麓”[ 如:《大都东岳仁圣宫碑》,元·吴澄《吴文正集》卷50。] 的说法不确。以后,在封禅活动、山岳崇拜观念、鬼神观念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强令推动下,各地陆续修建东岳庙。“自古帝王告成受代升中纪德之盛必于泰山,而四海之民朝献祈禬皆不远万里,不能至者各随所处建立行宫以为请命之地”。[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 方域篇第1之3 “祠宇”。] 另外,为配合“神道设教”、“借神治民”的统治政策,在“礼”的名义下,全国各级行政区划都设立了一套几乎完全相同的祠庙(也包括坛)祭祀系统,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文庙、关庙、城隍庙、火神庙、马神庙、药王庙、龙王庙等,东岳庙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是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可或缺的祠庙。鉴于泰山在国家祭祀中的重要地位,多数地方修建东岳庙首先是为完善当地官方祠庙祭祀系统。

除已经确定的泰山东岳庙外,有汉一代,其它一些地区也建立了东岳庙,如:沈阳县内治关东岳庙,俗呼天齐庙,为汉武帝时建,今碑记犹存,邑中僧刹此为最古[ 民国《沈阳县志》。];河南汝阳县东岳庙,位于府城东北3里,创自汉代[ 《古今图书集成》卷474汝宁府祠庙考。];陕西咸宁县城东南四十里有东岳庙,汉时建,已毁[ 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7 祠祀考。]。此时的东岳庙尽管数量还很少,但毕竟是走向全国的开始,而且这种发展的趋势始终保持着,如江苏的江浦、江阴,浙江的龙游等地都在三国时期建立了东岳庙,苏州的东岳庙最早建于两晋,还有一些东岳庙建于南北朝时期。关于东岳庙开始遍布全国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代说,认为唐代封禅时全国郡县始建,如浙江长兴元延祐元年《东岳行宫碑》[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北图拓片》)第49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乾隆间福建晋江县《东岳庙重修记》[ 乾隆《晋江县志》卷之15 杂志“寺观”。] 所载;一是北宋说,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封禅泰山后,敕全国郡县立行祠,这在很多方志、文集中都有记载。通过考察知道,江南地区(范围包括现在的苏、浙、沪、皖南、赣东)唐代创建的约有10处,全国其他地区建于唐代的还有一些,可以这样说,唐代,东岳庙的数量较前代有所增加,但还远没有形成遍布全国的态势。虽然目前尚不能证实宋代是否县县均有东岳庙,但统计资料表明,建于北宋的东岳庙确实很多,仅江南地区一隅,目前知道的就有约50处之多。故可以说,到北宋中叶,东岳庙在汉代以来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真正成为全国性的祠庙,两宋时期成为东岳庙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有元一代对前代保存下来的东岳庙进行了维护,并有所创建,是东岳庙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加之元代的疆域大大超过宋代,东岳庙的分布更加广泛,如《滕州新修东岳庙记》称,“今天下郡县有庙以祀东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为神于祀典为贵重,知敬事而已矣”[ 虞集:《滕州新修东岳庙记》,《道园学古录》卷46。]。元代揭傒斯《安福州东岳庙记》载,“五岳自古皆秩祀于天子,而东岳独为天下宗。今郡县不置庙则以为缺……”。[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明清时期是东岳庙发展历史上的第三个高峰,在总的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宋元两代。

据笔者所见资料,到清朝末年,全国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尚未发现,黑龙江、吉林、新疆、广西、贵州、宁夏等地数量较少外,其他地区数量都很多,甚至有的一个县就有几处、十几处。东岳庙分布之不均衡,有各种原因。一般来说,原来一直处于宋代统治的地区,东岳庙的数量就多一些,由宋至清,大多数都有详细的历史记载;原来未曾处于宋代统治的地区,数量就少一些,历史记录也仅限于元明清时期。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如东岳神是否受到统治者的格外眷顾,该地区是否处于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等。

在东岳庙分布较广泛、数量较多的地区,各地间也有差异。统计发现,北方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南方的江苏、浙江、皖南、赣东以及西南的四川这三个地区分布最广泛、数量最多、密集程度最高,这些地区以外的内地其它地区,在分布的数量、广泛程度、密集程度上都相对小一些。鲁、冀、豫、晋、陕等地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首先孕育了对泰山、泰山神的崇拜,区内虽然有同属五岳的恒山、嵩山、华山,但均影响极小,这些山的祠庙只在山周围地区有零星分布,远不及东岳庙分布广泛,且这些名山及周围地区也始终处于泰山文化的辐射范围之内,如陕西华阴西华山下东岳庙,“五岳唯岱称宗,故祀之”;河北迁安东岳庙《重修碑记》中也称,“泰虽东国之山,在鲁境,鲁固青兖域也,而永平亦冀域也,壤地相接,风气相类,其山之发祥昭异、兴云致雨而福庇吾民,亦必有河润而波及之者,相远其几何哉?且永平东北之地,岳以东方之神,庙食其土”[ 民国《迁安县志》坛庙。]。该地区又是历代王朝最核心的统治区域,因此数量多、分布密度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所有山岳类自然崇拜祠庙中,东岳庙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北方这样,在有衡山、黄山、天柱山、会稽山等名山的南方亦是如此。江南也称东南,与泰山同处东方,故通常视泰山为其镇山。如:明徐阶《南汇所东岳庙记略》称,“东岳在东方,扬之诸山宗之”[ 光绪《南汇县志》卷8 祠祀志。];明方廉《重建浙江新登县果园山麓东岳行祠记》称,“东南之山祖于岱宗”[ 民国《新登县志》卷7 坛庙“寺观”。];明正德五年阳湖东门直街东岳庙《重修碑记》中载,“‘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惟鲁侯得以主之、祭之,今江淮州郡在在立庙,何耶,盖庙虽在鲁,其神未尝不流行于天下,譬如水之源泉,虽有定在,而支流则放乎四海也。”该庙嘉靖三十五年的重修碑记中又载,“(对东岳神)国朝崇奉之典祀比昔加隆,以故殿宇之靓丽、香火之繁昌甲于四镇,由来旧矣。惟是三吴扬州之域为南岳分野,我民人宜祀之也,今祀不于南衡而独于东岱,何居?盖东为青帝,以生万物为德,而神之所好专主于仁。”[ 光绪《武阳志余》卷4 祠庙。]

隋唐以降,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江南地区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宋真宗敕令全国修建东岳庙,因此,两宋时期,江南地区东岳庙从分布的广泛性以及密度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今隔一江一淮与南方地脉全不相交涉,而在在诸州县皆有东岳行祠……”[ 宋·陈淳:《北溪字义》卷下。]。另外,宋代不仅发布了全国郡县修建的敕令,一些皇帝还亲自参与了一些东岳庙的修建或赐御制匾额,这在南宋时期的江南尤其普遍,如:吴江梅墩村,宋建炎三年高宗驻跸行柴告礼而建,至正、正统间重建,有房舍30余楹;[ 同治《苏州府志》卷38。] 杭州府吴山东岳庙,宋大观间建,宋宝佑元年赐御书“东岳之庙”;[ 光绪《杭州府志》卷9 祠祀1。] 临安汤镇顺济宫侧东岳宫,淳祐三年奉旨重修,理宗赐御书“东岳行宫”、“东岳之殿”;[ 宋·潜说友等修:《咸淳临安志》卷73外郡行祠。] 江西上饶溪南瑯琊峰下东岳行祠,宋绍兴间敕建,徐司空始其事。[ 同治《上饶县志》卷6 祠庙。]

四川地区能够确定的创建最早的东岳庙在泸州,蜀汉时建[ 《古今图书集成》卷635 泸州祠庙考。],其后有成都府崇宁县东岳庙,建于唐代,另外两处较早的分别建于北宋、南宋时期,其他有记载的都建于元明清时期。尽管元明清三代是东岳庙发展的黄金时期,但缘何在距泰山数千里之外的四川地区出现了如此多的东岳庙,况且中间还隔着东岳庙分布不是很广泛的两湖地区,答案尚不清楚。笔者只在同属西南的云南嵩明的东岳宫《重修碑记》中找到了这样的解释,“我门地居震乙,向宗泰岱”[ 《北图拓片》第87卷。]。除了五行八卦说之外有没有别的原因?由于泰山与四川丰都同为传统观念中的地狱,四川东岳庙分布之普遍是否与丰都信仰有关?四川的情况究竟怎样,因缺乏相关的资料,尚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泰山周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古代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的后期以及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差别,初显文明曙光,该地区被认为是华夏族的主要起源地之一,泰山也一直是中国古代人们心目中的圣山、神山。东岳庙分布如此之广泛,除了前文所述的种种原因外,各地民众对华夏族源地的认同也应是重要原因。

东岳庙在各地的名称也不尽相同,有岱庙、东岳庙、东岳宫、东岳观、东岳行宫、东岳行祠、天齐庙等(因泰山神曾被封为天齐仁圣帝,故又名天齐庙。另外,各地还有大量的泰山庙、泰山行宫等,但只有极少数供奉的是泰山神,大多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祠庙)。

二  江南地区东岳庙的创建时间、数量及城乡分布

因江南地区地方志中有关东岳庙的记载较丰富,加之壤地相接,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皆相似,故本文以这一地区作为考察范围,具体包括江苏(含现在的上海),浙江,安徽的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庐州府、和州、广德州以及江西的广信府。时间上,虽然涉及一些清代以前及民国时期的资料,但还是以清代为主。

由于各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变化,导致不同时期各种方志、文献对东岳庙的记载不完全相同,并且有一些模糊、错误之处,要把该地区东岳庙的数量作一个精确的统计,是不太可能的。比如雍正时期江苏省有江宁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八个府州,而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加了海州、通州、海门厅、太仓州,同时也新设了一些县,如扬州府的甘泉、东台,松江府的金山、奉贤等。区划变了,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也随之有些出入。但该地区的省级区划在有清一代基本没有变化,因此得出一个大致的统计数字还是可能的,并且是进行深入研究所必需的。

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祠庙考》所录,江苏有东岳庙75处,浙江有45处,皖南的六府二州有46处。另据台北成文出版公司影印的中国地方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影印的《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及其它资料,经核对、甄别,剔除重复者,合计江苏有330处以上,仅太湖厅没有;浙江有200处左右,仅台州府的天台,金华府的阳溪、东阳,温州的泰顺以及处州府的缙云县尚未发现;皖南地区至少有55处,安庆府的潜山,宁国府的泾县,徽州府的绩溪,池州府的石埭、建德、青阳、铜陵未见记载;江西广信府有7处,其中贵溪、弋阳两地没有。有些县的数量相当多,如江苏安东县10处,宝应县11处,浙江上虞几十处,安徽无为州有12处。

东岳庙的数量很多,城乡均有分布,有关其城乡分布情况,需从传统观念中神的等级说起。一般认为,土地神是村庄的保护神,在中国古代的村庄里几乎都有土地庙,其行政职权只限于一个自然村。城隍是城市保护神,他的行政范围是一个城市,设立城隍庙的最低行政区划是县。明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很多城镇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有的甚至超过了一些府县,城市功能愈益强化,在这些城镇里也出现了城隍庙。在古人的传统观念中,土地神的上司是城隍,城隍的上司是东岳大帝。古代的志怪小说有许多此类故事:土地神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报告城隍,假如城隍也解决不了,就要上报东岳大帝,由东岳裁处。由于泰山神曾被封为帝,在神界中等级极高,即使仅仅作为城隍的上级最低也应分布于县城,但实际情况却是,分布于乡村的东岳庙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至少江南地区是这种情况。城乡分布之不同,直接影响到两地东岳庙地位的差异。分布于乡村的东岳庙在当地的影响很小,在地方志中通常只记载其具体方位,或“邑中东岳庙位于村落者较多,不能备列”之类的寥寥数语而已,无法找到更详细的资料,它们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大概仅履行着与土地庙类似的职能。城镇东岳庙的资料则比较翔尽,泰山神大都履行着在神谱及人们传统观念中的职能,每到诞日接受其他神的“朝拜”,在城镇及附近乡村的民间祠庙中有较高的地位。

三  江南地区东岳庙的形制、规模、庙产、修缮及管理

1、形制

东岳庙的规模不一,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泰山岱庙的规模最大。现存岱庙的《宋宣和碑》记:“缭墙外围,罘罳分翼,岿然如御都紫极,望之者知为神灵所宅。凡殿、寝、堂、阁、门、亭、库、馆、楼、观、庑合八百一十有三楹。”现存建筑,中轴线上有遥参亭、正阳门、配天门、太尉殿、三灵侯殿、仁安门、天贶殿(宋代称嘉宁殿)、中寝宫、东西寝宫、后载门,仁安门与天贶殿两侧有长廊环绕,中轴线东西两侧另有别院,面积近十万平方米。这个建筑格局基本上自宋代始,虽经历代修建,到清末没有很大变化。庙内有诸案司,泰山神俨然帝君。如元曲《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称:“赛五岳灵神(此处指东岳大帝),为一人(指东岳大帝)圣慈,总四海神州,受千年祭祀,护百二山河,掌七十四司。献香钱,火醮纸。积善的长生,造恶的便死。……现如今神祠东岱岳新添一个速报司。”[

王学奇主编:《元曲选校注》第4册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4031页。]

东岳庙的建筑格局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规制,但因泰山岱庙是全国东岳庙的祖庙,在建筑格局、殿堂配置诸方面势必会影响到其他东岳庙。例如:

浙江海宁州一东岳庙,旧在县东北2里,绍兴二年徙县东3里,宋熙宁间建。明正德间重修,建制略仿兖州制度(按:泰山地区在古代很长的历史时期归兖州管辖,故把泰山东岳庙称作兖州东岳庙),以成一方伟观。[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7 坛庙。]

江西玉山县治南五都东岳庙,宋绍兴间建,屡毁屡修,在明正统间的一次修缮中,修理了嘉宁殿,从资料看,该殿是东岳庙的主殿。另经学者考证,泰山岱庙的主殿在宋代亦称嘉宁殿而非天贶殿。两相对照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学者的推断,还表明玉山县东岳庙在宋代创建时是仿照泰山祖庙制度而建,甚至连主殿的名称都一样。[ 同治《玉山县志》卷2 建置志。]

不惟江南地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如河南新乡东岳庙,在东关,创建于唐代,后汉乾祐、北宋乾德、开宝间复加侈广,其仪像司曹廊庑一遵奉符岱宗制(按:泰山所在地区在宋代真宗以后称奉符县,故这里称泰山岱庙为奉符岱宗)。[ 乾隆《新乡县志》卷24 祠祀上。]

各地的东岳庙一般也由主殿和地狱诸司构成。前文提到的顾颉刚先生《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东岳庙游记》两文,介绍了北京东岳庙、苏州东岳庙下设的地狱各司,达七十多司;淮安东岳庙在淮安城内东长街东,占地约三四亩,是淮安境内香火最盛的庙,庙内也有地狱十王殿及十司,即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阎罗天子、变成王、泰山府君、平等王、都市王、转轮王;官职司、劝善司、增福司、延寿司、蝗蝻司、都水司、纠察司、欺昧司、枉死司、索命司。[ 叶德均:《淮安东岳庙》,《民俗》第86、87、88、89期合刊。]

可见,各地东岳庙在修建过程中多少受到泰山东岳庙的影响,其建筑形式虽不尽相同,但东岳泰山神冥府之君的形象及下属的地狱诸案司却大同小异。

2、规模

江南地区东岳庙的规模不等,但在整个江南地区祠庙群中,东岳庙的整体规模是比较大的,宋代尤其如此。如江西《玉山县志》载,“东岳在驻跸临安,权宜为之,非恒典也。绍兴中,宫殿之多、规模之侈远过泰岱,几忘中原之祀矣,南渡君臣无志恢复,过行祠者不胜兴亡之感”,[ 同治《玉山县志》卷2 建置志。] 说明北宋时期,东岳庙的数量很多,规模之大超过很多皇家宫室。南宋绍兴年间,东岳庙的数量、规模反在其下,被时人认为是违背了原来的祭祀礼仪。一些文献称“宋时最重岳祠”,此言非虚。临安之外,其他地区规模较大的也不少,如:江苏福山东岳庙《兴造记》称,“……宋仁宗至和初邑人建东岳庙于山上,为吴下丛祠之冠,哲宗元符间复拓其规制而侈大之,及高宗渡南,金兵迫追,不少置东南郡县悉被焚荡,而福山庙于常熟县岿然独存……岱宗远在鲁而福山则宋京畿近地,东南士民奔走祠下乞灵祈福,于是福山岳庙遂为泰岱行祠之甲”;[ 元·郑元佑:《福山东岳庙兴造记》,《侨吴集》卷9。] 常熟虞山之麓东岳庙,有三法司殿、朝房五楹、天库等建筑,庙基26亩;[ 同治《苏州府志》卷38。] 高邮县城外东北隅泰山庙即东岳行宫,宋太平兴国年间建,有正殿、五岳楼、关帝殿、文昌楼、三官堂、清秀庵、文游台等,房舍数以千计,具百神之位,有田产1144亩;[ 乾隆《高邮州志》卷1。] 扬中东岳庙是扬中最大的古刹,有大小瓦屋50余间,庙前广场数亩,供庙会之用。[ 《扬中东岳庙》,《扬中文史资料》第3辑,1984年。] 浙江崇德东岳行宫,建立甚古,庙屋百楹,增修殿宇三所,崇兴庭台,连东西二所;[ 元《嘉禾志》卷12。] 归安济川铺东岳庙,后恭惠王赵沣迁,宋宣和七年建,有楼阁台殿千余间。[ 光绪《归安县志》卷10。] 江西玉山县治南五都东岳庙,“宋绍兴间建,内有正殿,殿后有梳妆楼,楼后有内宫,殿左宝光宫、三官宫、文昌祠,后有上下二天堂,三清阁右附以炳灵宫、四渎宫、泰山府君祠,祠后有阎魔王殿,殿左设十八地狱,右设六道轮回,其前有地藏十王殿、地狱门,正庙前有两傍飞楼,有五岳楼,玲珑相通,规制雄伟,楼前有两廊七十二司、三十六案,中有十字街,另有朝阳楼、棂星门、群神聚会祠、东岳大门等建筑……制度合宜,规模雄冠矣,盖天下东岳行祠玉山为首称。”[ 同治《玉山县志》卷2 建置志“坛庙”。]

苏州福山和江西玉山的东岳庙在当地及周边地区有很大的影响,且自诩为天下东岳行祠之冠,可想其规模之大。据政和七年福山东岳庙重修记称,该庙建于宋至和年间,政和间重修时,社会及娱乐活动已极盛,从创建到重修相隔仅六十余年,影响及赛会便达到如此规模,可见其发展之迅猛。

高邮与归安的东岳庙,假如确是“楼阁台殿千余间”,那么规模如此大的祠庙,历史上不可能不留下记载,遗憾的是并未发现相关资料,故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祠庙规模大,修缮费用也相应较多。如《景定建康志》中的《重修东岳□岳两庙碑记》载,“府城旧有是庙,岁久颓塌,景定四年制使姚公任内鼎新重建,九月十日兴工至十一月十五日毕,总费十万余缗。”同时代其它庙宇的修建费用,吴晋二帝庙七万余缗,忠烈庙七万余缗,忠节王将军庙仅千余缗。[ 宋《景定建康志》卷44。]

规模较大的东岳庙为数不少,但多数东岳庙的规模较小,仅有正殿、门庑几楹而已,鲜有文献记载。

3、庙产

古代的公共性祠庙一般都有庙产,如房舍、土地等。有房舍的祠庙大多位于城镇或交通要冲等商业繁华处,房舍可以租与商户,收取租金。土地一般是耕地,由信众捐助,或由主持祠庙的僧道自种,或租与他人耕种收取租金。这些收入除维持僧道简单的生活外,其余用于祠庙的修缮、神佛的香火,故称“香火地”。江南地区的很多东岳庙有香火地,如:泰州岱岳寺,在姜堰镇南,宋至和间建,有田产上百亩。[ 道光《泰州志》卷18。] 泰兴县野议港东岳庙,有香火田30亩;一在管官营,有房舍20余间、香火田70亩;一在太界洲,有香火田53亩3分。[ 宣统《泰兴县志续》卷4。] 高邮泰山庙,即东岳行宫,光绪二十九年庙僧逃逸,知州李孟康清查庙产,共1144亩。[ 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3 杂祀。] 鄞县大皎乡大皎东东岳宫,庙下户口750户,可知其田产之多。[ 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 宣平县东岳宫,……嘉庆十九年有田20亩7分……以后又有郑姓、俞姓捐田,共几千把,庙大恐修理无资,另立青府备公户收纳钱粮,选择殷实董事一二人经收租息,以为岁修及增设品物香烛诸费,神诞日经理者给胙于其家,出入会计岁登簿籍。[ 光绪《宣平县志》卷9 祠庙。]

一个祠庙庙产的多寡与该庙信众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庙宇的规模等因素息息相关。同其它祠庙寺观一样,多数东岳庙的庙产是官绅、百姓捐献的,为了维护庙产、地产,一般由官府或百姓共同指定专人,即董事,负责经营这些财产并征收租税,以供日常开支和修缮之用。

一般认为,神的香火地绝对不能侵占,何况是威名赫赫的东岳大帝。但文献中确有其庙产被侵占的情况。如,安徽歙县乌聊山东岳庙,“唐武德间建,有谋窃其地者,事觉,追改如初。”[ 康熙《歙县志》卷4。] 还是上文的高邮泰山庙,“……乾隆二十四年,僧大悟重建,后大悟老病,其徒侵荡田产……”[ 清嘉庆《高邮州志》卷之1 庙宇。]

针对这种情况,很多祠庙都勘定地界,有的甚至把地界的四至勒于石上。如高邮东岳庙,“一日,有社首聊周与其徒凡二十九人合辞请于郡,曰本庙基址见(现)管东西阔二十四丈八尺,南北深一百三十九丈,东以东墙外路为界……西、南、北以……为界,四周边近民田,恐主香火更易不常,后日或有侵扰,愿刻之石以传无穷。”[ 宋·应武:《重修东岳庙记》,清嘉庆《高邮州志》卷11上。]

以上种种充分显示了人与神争食的社会现实。一方面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民间的信仰行为要服从民众的经济状况,难以想象在官僚、士绅等统治阶级以及很多祠庙占有大量地产的情况下,百姓饥寒交迫还要去虔诚地信仰虚幻的神灵(当然在中国,纯粹的宗教式的信仰也存在,但绝对是极少数),人们毕竟还是要先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中国古代民众对待神灵的功利主义态度。在向龙王、城隍求雨不成时,既然可以把神像置之烈日下暴晒以示惩罚,就完全可能在生计艰难的情况下,去分神灵一杯羹。此类事情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普遍。

另外,一些东岳庙的香火钱收入也颇可观,如淮安东岳庙占地约三四亩,是淮安城内香火最盛的庙。[ 叶德均:《淮安东岳庙》,《民俗》第86、87、88、89期合刊。] 安徽全椒县东岳庙“香火之盛甲于邑”。[ 万历《滁阳志》卷9。] 萧山县东岳庙,“香火独盛,香资收入颇有羡余,光绪十三年教育会禀准岁缴学捐银400元。”[ 民国《萧山县志稿》卷7 建置门“坛庙”。] 在满足祠庙的需求之外,尚能每年捐银数百元,香火钱收入确是相当可观。

4、修缮和管理

东岳庙的建立、修缮、重建的资金有各种渠道。有的来自当地政府官员,有的来自乡绅,有的来自商人,有的来自普通百姓,有的来自住持道士或僧人的募化,最普遍的是这几种方式合而为之,即官员、士绅首先捐资倡议,僧道募化,百姓集资。在修缮过程中,均有乡绅或住持僧道总理其事。如江苏吴县东岳行宫,“嘉靖之际渐就颓圮,道者王子乾议一新之,费涉繁浩,郡潘君力任其事,始于万历元年之六月十二日,成于次年之七月二十八日。”[ 钱有威:《重修东岳行宫记略》,吴秀之等修:《吴县志》卷37 寺观3。] 浙江新昌东岳行宫,清光绪九年邑人吕鸿涛《东岳庙重建中厅碑记》称,“是役也,城乡诸善信慷慨输金陈君兆龄、于洲、于笏、余叔廷绣为之鸠工庀材,总司厥事,而俞君观旭、伟建、嘉言、陈君师篯及余兄奎光、余侄焕与余均有责焉。”[ 民国《新昌县志》卷5 礼制“庙”。]

东岳庙开始多由官府、士绅、普通居民或道士等建立,并由官方和民间指定的董事或僧道进行管理。东岳庙、城隍庙等祠庙,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不是简单地属于道教或佛教,因其土生土长,故通常将其列入道教的范畴,但随着佛教的逐渐本土化,及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的佛道不分、佛道混杂、非佛即道的观念,致使民间信仰类祠庙的界分极其混乱,在地方志中,有的被列入坛庙,有的被列入祠观,有的被列入寺庙,祠庙的住持通常也是非僧即道。据所掌握的资料,元代以前有关东岳庙的记载中只发现官府、民间和道士的活动,元代以后才逐渐有僧人参与进来,有的东岳庙甚至还有道士和僧人交替修建或管理的情况。如高邮泰山庙,“宋太平兴国年间道士李守坚建,明洪武、宣德、正统年间道士重修,明嘉靖、清顺治间邑人重修……乾隆二十四年,僧大悟重建,后大悟老病,另延行僧古琴住持。”[ 清嘉庆《高邮州志》卷之1 庙宇。] 这充分反映了佛道两教对民间信仰祠庙的争夺,也体现了民间信仰中的佛道融合,或者说是既佛既道、佛道参半。事实上,在基层民众的眼里,僧道同为出家人,本来就是不分的,而多数僧道是为生计才皈依佛道,也根本不懂得什么佛经或道书,在争夺祠庙过程中,僧道交替管理就是双方势力消长的真实体现。

另外,一些东岳庙由私人或家族创建,其维护、修缮、重建也由创建祠庙的家族世代担当。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江南地区尤多,如:江苏如皋丰利东岳庙,康熙间冯启贵修,雍正间启贵子学禄修,乾隆间启贵孙枚修,光绪间启贵曾孙廷佐、元孙天彪修[ 民国《如皋县志》卷3 寺庙。]。 吴江庉村西关坐柳字圩东岳行宫,“唐大中间里人顾某舍宅建,原名土地明王庙,宋淳熙元年改名东岳行宫,明万历八年顾某裔孙等捐资募修。”[ 《庉村志》寺庙,《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第1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 丹徒县阳彭山东岳庙,“唐天佑间周敬福建,宋代有周氏子孙重修……明巡抚追念祖绪重修……庙无道士,今守庙者犹周氏子孙也。”[ 光绪《丹徒县志》卷5 庙祠。] 浙江秀水新城镇东岳庙,又称雨金岳宫,“唐景云二年翁岚建,明洪武翁氏裔孙重建,既为奉祠神明之地,又是里社乡饮读法谕民之所。”[ 《新城镇志》卷8 祠祀,《乡镇志》第18册。] 嵊县升平乡东岳庙,康熙十二年诸生宋大猷建,乾隆三十八年大猷裔孙重修,道光癸未间大猷裔孙改建,同治四年大猷裔孙同僧众重修。[ 同治《嵊县志》卷7 祠祀志。]

家族参与建设、管理的程度也不同。有的庙有住持僧道,家族的参与仅是资金的支持,即施舍或赞助,因此这类祠庙仍然具有公共性质;有的却是家族独立创建,家族的后裔世代承担起维护、管理的责任,祖死父继,父死子继。丹徒阳彭山东岳庙,从唐代到修县志的清光绪年间,已历千余年,守庙者一直是周氏子孙,俨然周氏家庙。这些家族也希望通过对所信仰的神灵的崇拜,加强内部的团结和控制。此外还有数个家族共同参与修建、管理东岳庙的情况。如高淳县广通镇北东岳庙,乾隆五年七姓重建[ 光绪《续修高淳县志》卷14 寺观。];奉贤柴场南东岳庙,道光二十八年众姓捐修[ 光绪《奉贤县志》卷6 祠祀志。];川沙县四明桥西南东岳庙,光绪三十三年六房会姓发起重葺[ 民国《川沙县志》卷12 祠祀志。]。本应是天子、诸侯祭祀的泰山神,在宋代走向全国的郡县,这里却更由社区、家族、私人顶礼膜拜,成了社(区)庙、族庙,甚至家庙,一方面表现了泰山神更加世俗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对泰山神的祭祀由以皇帝代表的国家转向社会,进而又进入一些家族,祭祀的等级愈来愈低,仪规愈来愈简单,人们甚至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足不出户进行祭拜活动,充分表现了民间信仰的功利主义趋势。有人曾对祠庙家族化的趋势提出异议,如乾隆重修常熟阜城门东岳庙碑记,“虞山……其间神祠之最巨者莫如东岳行宫……泰山在鲁境内,按礼惟诸侯得祭其境内山川,今岳庙所在多有,而祭祀转属编户,此可疑者也”。[ 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之15 坛庙。]

四  从文献看江南地区东岳神的职能

泰山神不仅掌管地狱,是冥府之君,他还下辖七十二司(关于泰山神所辖案司,说法不一,本文取此说)。人之生老病死、寿命长短,庄稼之丰歉,地方之灾祸等等许多事情尽在他掌握中。如前文所述,东岳庙的广泛分布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礼制的需要、封禅活动的推动、鬼神观念的影响、政府的干预(如:北宋时期要求全国修建的敕令)、人们对华夏族源地的认同等等。在古人观念中很多神可谓无所不能,但在遇到人力不可抗拒的生命现象或灾难时,总是专神有专职,如碧霞元君、观音、王母等女神负责生育,龙王、城隍等掌雨,刘猛将军除蝗灾等等。具体到泰山神,以下几种职能,在江南地区古代民间信仰中比较突出。

1、禳灾避祸、保佑一方平安

光绪《南汇县志》载,“岳于山最尊……东岳在东方,扬之诸山宗之……岁祀东岳,境则大宁”。[

清光绪《南汇县志》卷8 祠祀志。] 《重修毘陵志》载,“东岳行庙,一在武进县,……并祀天妃祠山晏公等神,凡涉江涛者祷之辄应。”[ 明·朱昱:《重修毘陵志》志27。] 海盐县澉浦镇,建炎间有白猿神马为祟,毛巡检建岳祠镇之。[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3。] 德清县新市镇,宋崇宁间有术者指此地当出异人,乡人陈某建岳祠以压之。[ 《新市镇志》卷2,《乡镇志》第24册。] 民国《龙游县志》载,“康熙甲寅流贼乱结砦南源,当是时贼众且数万,喊声振地,居人莫敢撄其锋,县令卢侯燦仅募得乡勇数百人,剿贼,贼竟望风溃,境遂平,盖卢侯亦尝虔祷(岳)神前云,于是遇水旱虎狼之灾,凡祈祷辄应”[ 《东华东岳庙碑记》,民国《龙游县志》卷36 文徵4。]……这类记载不胜枚举。

2、治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保佑丰收

嘉庆《扬州府志》载,“甘泉县东岳庙,……每岁三月二十八日远近数十里农民皆诣庙祈田事。”[ 阮元:《重修黄珏桥东岳庙记》,清·阿克当阿等修:《扬州府志》卷25 祠祀1。] 海州龙苴镇东岳庙,宋宝佑间建,宋时蝗蝻遍野,民祷于庙,蝗不为灾。[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29。] 临海县东岳庙,“宋元丰三年建,凡遇旱潦迎百神祈祷于其中。”[ 清·洪若臯等:《临海县志》卷2 建置。] 民国《新登县志》载,“东岳行祠,……雨旸札瘥以祷辄应。……至元戊寅达鲁哈齐乜里沙公以旱祷祠下”。[ 民国《新登县志》卷7 坛庙“寺观上”。]

在古人的观念中泰山神不仅掌管地狱,还能够降雨、除蝗,其下有专门的都水司、蝗蝻司具体职掌。

3、治病

   《后汉书·方术传》载,“许峻自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泰山请命。”[ 《后汉书·方术传》,2731页。] 佛经中也有泰山神能治病的记载,“到疫病之家,多诵泰山府君呪”、“次若欲消除疫病气瘧病者,可供泰山府君”。[ 《焰罗王供行法次第》,转引自酒井忠夫著、金华译:《泰山信仰研究》,《中和月刊》第3卷,第4期。] 扬州府甘泉县东岳庙,“……嘉庆丁卯三月,焦孝廉循病甚笃,其弟律、征祷于神,应祷而愈。”[ 阮元:《重修黄珏桥东岳庙记》。] 另外,杭州地区还流行东岳大帝朝审,相传东岳大帝能审判疯病人。清范祖述《杭俗遗风》载,“七月为东岳大帝朝审,香会不拘时日,班号则有定期。如七月初一为天字号,初二为坤字号,初三为福字号。以此类推,十六日止,不相紊乱。男女有愿舍身为神前执役者,名曰投文。人患疯病,班号中人先缚而置之庙中所设地狱中。至夜,各扮差役,一如官吏坐厅然,乃提疯人出,使跪神座下,旁置一草人,指为疯鬼之替身。由执役者作审问状,疯人即能作鬼语相答。不答,则用木杖击草人,疯者便自呼痛,亦一奇事。然有愈有不愈,未可概论也。”[ 叶大兵 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701页。]

4、兵事类

如嵊县升平乡东岳庙,“世传于兵事有功……”。[ 民国《嵊县志》卷7 祠祀志。] 清代谈迁《海昌外志》载,该地东岳行祠,宋熙宁间建,绍兴初重葺,有宋高宗祀文,“祈有阴兵助予讨伐扫荡渠魁之窟穴,还归二圣之銮舆”。[ 清·谈迁:《海昌外志》。] 宋代的皇帝对泰山神崇拜有加,真宗曾封禅泰山,借泰山神粉饰太平、巩固统治。高宗南渡后,不吸取北宋亡国的教训,南宋的多位皇帝又直接或间接参与东岳庙的建设,寄希望于虚幻的神灵,他们不会不知道,君权神授的神话不仅愚弄了百姓,更愚弄了自己。

   顾颉刚先生曾说过,“(北京的)东岳庙……至少可以说是北京人迷信的总汇。他们的生活上无论起了何种的不安,或生了何种的要求,都可以到东岳庙里去请求解决。”[ 钱小柏编:《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401页。] 可见泰山神职能之广泛。但不同的人对泰山神的祈愿和要求也不同。普通百姓大都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无法把握自己及家庭的命运,遇到困难时无以为助,只能从神灵那里得到暂时的安慰。百姓祈求的内容也相当质朴,比如保佑平安、风调雨顺等关乎生计的问题。而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则以神道设教,希冀借助神权维护统治。神权也确实起了政权起不到的作用,“人入庙之中,惧然起敬,民莫不有畏心……洗心涤虑,王化所不及者得以及之,刑政所不摄者得以摄之……上以佐王化,中以淑民性,下以易民行。”[ 民国《零陵县志》卷3 祠祀“坛庙”。]

五  东岳庙会所见江南地区古代民间社会

庙会或称香会、庙市,一般在寺庙(或祠庙)或其附近举行,其间有娱乐及商贸活动,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庙会体系中,东岳庙会占有重要地位,是学者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东岳庙会起源于何时尚不很清楚。较早的文献记载是汉代的《盐铁论》,“古者庶人鱼菽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象。……则出门进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 汉·桓宽著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中华书局,1992年,351页。] 此处虽非仅言东岳之会,但祭祀山岳时举行娱乐活动却是勿庸置疑的。有学者认为“唐代皇家遣官员、道士在泰山举行的斋醮活动场面大、历时久,传经行道常数天数夜,且有众多善男信女云集庆贺,这些活动开泰山庙会的先河。”[ 山曼主编、袁爱国撰:《泰山风俗》,济南出版社,2001年,69页。] 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还有待商榷。据文献,成熟的东岳泰山神庙会在宋代出现。宋人无名氏《道山清话》讲述了泰山东岳庙的盛况,“尝闻祖父言,每岁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东岳祠下,谓之朝拜。”。常熟福山东岳庙建于宋至和年间,政和七年重修时,会社及娱乐活动已极盛,“每岁季春岳灵诞日,旁郡人不远数百里结社火、具舟车、斋香信、诣祠下,致礼、敬香、吹箫、击鼓,揭号华旗相属于道。”[ 同治《苏州府志》卷38 坛庙祠宇。]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也讲到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诞之赛会。

庙会举行时间一般是所祭祀神的诞辰或祭日。传说泰山神诞日是三月二十八日,故东岳庙会一般在该天举行,但也有个别地方是在其它时间。如,上海金泽镇东岳庙的赛会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九月九日两举,淮安东岳会在五月初一,江西玉山县东岳庙每岁九月望日献香最盛。五月、九月进香赛会之说出自何处,尚不清楚。泰山神诞辰定于三月二十八日,却有来由。按宋代王逵《蠡海集》,“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含两仪之气于中,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阳位,少阳生物之数,起于七四,营而为二十八,三乃东方木之生……”,从阴阳五行说给泰山神诞日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那么,江南地区东岳庙会的情况到底如何呢?下面作一详细论述。

1、同其它庙会类似,东岳庙会的组织参与多以地域(或社区)、行业为单位。

江苏邗江县每届会期前一个月,乡董们便开始张罗忙碌。他们常常聚集庙内,召集各村头面人物议事。首先是推当年的“总提调”,负责会前各项工作的组织与筹备。诸如各村捐款筹集,神舆、彩亭以及旗、锣、伞、扇等法器的清点与整修,各庄参与仪仗执事人员分派、各式娱乐节目排练,都得由他指定专人,逐一办理。会间,总提调还得指挥各项仪注的进行和香会队伍的活动。[ 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邗江文史资料》第四辑 ,第137页、167页、169页。]

宋代范成大《吴郡志》载,“岱岳立为别庙多矣,然未有盛于姑苏之福山也,……江淮闽粤水浮陆行者,凡有求必祷焉,率以类至,号曰会社。”[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3。] 这里的“类”应该就是行业。

另据《淮安风俗志》,“赛会之风,随地皆有,其最著者,则为都天会及东岳会。……东岳会则必在五月初一。与会者尽系商家,分米、钱、绸、布各业,共有二十余业之多。每业皆备有执事全副,区别其业,则以某安胜会辨之(如钱业曰文安,绸业曰普安)……各业未必尽数与会,以东岳会为最齐,前后衔接,约占十里之遥。”[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85页。]

浙江定海县城乡皆有赛会之举。迎东岳神者曰“东岳会”,俗谓之“三月半”。会以乡为区别:老红会,紫微、盐仓、岑碇、大沙、小沙、马隩、干礥等庄主之;曰白会,马隩、干礥、白泉、皋泄、甬东、洞隩诸庄主之;曰小展红会,大展、北墠诸庄主之;曰新红会,在城庄主之。而各会之下又各以区域,或以行业而分为社……。[ 民国《定海县志》,摘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以下所引方志未注明卷数者,均引自此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807页。]

余姚陆埠永镇观东岳会,三月十八、十九叫前庙会,观内演戏、祭神,观外有十八个礼拜社赛会,以八至十村为一社,有余姚城东“东太平社”、城西“西太平社”、山区“乌龙社”、“永镇社”、“竹桥社”等。[ 邹松寿:《余姚庙会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5集,《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学林出版社,1992年3月,221页。]

   各地区、各行业组成香会(或名会社)在庙会中扮演各自的角色,表现出强烈的地区性、行业性、集体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力量的增强,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商人明确地以行业为参加单位,各地区以镇、乡、村为单位大规模地参与进来。这种参与方式不仅有利于展示本社区(村镇)、本行业的实力和特色,维护本社区、本行业的团结,还有利于庙会的有秩序进行,体现了庙会文化的成熟。

江南地区庙会上的迎神赛会及演戏活动极其兴盛,与商贾云集、资金易措大有关系。明清时期,在包括东岳庙会在内的所有祷神禳灾活动中,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仅以行业为单位组织赛会,还是迎神赛会的积极策划者和大力支持者。对商业利润的追逐是他们积极参与和介入庙会活动的原动力。尽管自宋代尤其是明代以来,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商贸网络遍布城乡,贸易场所的密度远大于其他地区,人们可以较方便地进行商品交易,因而该地区人们对庙会贸易的依赖性要小于其他地区,但是由于庙会从筹备到举行的时间较长,每一次迎神赛会,活动本身耗费的商品、赴会者消费的物品、购买的商品,以及所需交通工具等,价值十分可观,庙会期间会形成一个超过一般性贸易形式的庙会经济。商人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促销商品。因此,每一次迎神赛会,实际也是一次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在明清时期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大潮中迅速致富的商人迎合了江南迎神赛会的大众习俗,并给予大力支持。如淮安城里为举行东岳庙会,各行各业中,经常抽取一项会厘,这笔钱是专门留着会里用的,不足时还要向本业各商号临时筹款[ 《东岳庙会》,《淮安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 日甚一日的迎神赛会又为商人创造出日益众多的商业机会和可观的商业利润,商人以行业为单位组织赛会还可以趁机进行商业宣传,使得庙会的功利色彩更加浓厚。

2、农民对庙会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城市中的东岳庙会,参加者也以农民居多。

如江苏吴县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神诞,“城内圆妙观有东岳帝殿,进香者多乡人,谓之‘草鞋香’,其祠宇,虽村隅僻壤,所在多有。”[ 民国《吴县志》。] 昆山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神诞,“各乡赛会,石牌、赵灵、真义、姜里、车塘、更楼桥各乡民舁神进香。”[ 道光《昆新两县志》卷1 风俗“古迹”。] 浙江上虞县二月“春社”前后,各乡村聚天齐社会。[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 湖州三月朔日至月杪,此一月内,人家游东岳庙。乡人来游者,先烧香,后至殿右击鼓数声,名曰蚕花鼓,以期养蚕收成好之意。[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244页。]

泰山处于中国古代文化圈的东部,东方历来被认为是主生之地,乃万物生长、阴阳交代之所在。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东岳泰山神不仅掌管人的生死,他还能够左右农作物的收成,有些地方就专门在东岳庙迎春或迎土谷神,祈求一年好的收成。有鉴于此,农民才可能大规模地、积极地投入到东岳庙会的狂欢中去。农民大规模的参与同东岳庙会的举行时间亦有关系。农历的三月末,正是农闲时节,且春暖花开、景色怡人,此后则“田事将兴,农家浸种,布谷催耕,无暇游赏矣。”[ 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因此即将忙碌的农民才会趁此时机畅玩一番,“其有荒村僻堡,民贫无资财,亦复摇小艇,载童冠妇女六七人,赴闹市,赶春场,或探亲朋谋醉饱,熙熙攘攘,以了一年游愿。田家雇工客作之夫,亦俱舍业以嬉。香会到处,观者林林总总,山填海咽。俄顷会过,桑柘影斜,绿云遍野,酒人满路,日夕乃归。”[ 同上。]

城市(镇)里的东岳庙在庙会期间,人们通常要迎东岳神到该城市(镇)行政所辖乡村巡视。如邗江杭集镇,每年农历三月廿八,迎神出巡各村,极旗幡伞盖之盛,各村搭建行辕,谓之“公馆”,是专供东岳大帝憩歇和接受朝拜之所,计有王集、十里店(今湾头夏桥)、张家庄、石羊(今湾头万福)、新港、严桥、龙王庙(今新民)以及江边田桥、六圩等十余处公馆。这些村庄早在十几天前,就忙着平整场地,搭架神台,届期并以黄布缠扎辕门,红布搭盖天棚,张灯结彩,焚香燃烛,恭候神驾光临。[ 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邗江文史资料》第4辑,137页、167页、169页。] “巡视”本身体现了一种上下级关系,也反映了城乡差别——即城市领导乡村的社会现实。前文已述,从数量上说,虽然乡村的东岳庙占一半以上,但从地位及受重视程度而言,城镇要高于乡村。这既体现在城镇里的东岳神对乡村神庙的巡视,也体现在乡村神向城镇东岳神的朝觐(关于这一点,第七部分有详细论述),而乡村东岳庙绝没有这种地位和特权。暮春三月的江南地区,每当东岳神诞辰,以城市东岳庙为中心,城镇及附近乡村都忙碌起来,农民以村为单位,或是迎接东岳神的巡视,或是组织起来到城镇东岳庙进香,期间有各式各样大规模的娱乐活动。这充分表明,明清以来江南社会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已使农民的生活超越了村的范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与城镇及城市加深了联系。城里的东岳神到周边乡村巡视与农民进城赛会上香就是这种联系日益紧密的宗教意义上的表现。

另外,江南地区水乡遍布,举行庙会时,大小船只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往来驰逐,展现了浓郁的水乡风情。

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帝(即东岳帝)诞辰。“是日,同里镇农民驾农船、张旗帜,鸣锣击鼓,舞刀弄槊,飞棹往来,谓之‘快船’”。[ 清《同里志》卷6 典制志“风俗”,《乡镇志》第12册。] 三月二十八日前后十余日,“震泽镇士女于东岳庙拈香,阗塞塘路,又有轻桡飞舸,十百成群,往来驰逐,充满溪河,谓之“觐岳”……村各具船,船自成队,队各别以旗,一旗前导数十艘,后随衔接,疏密不爽尺寸,一队左上,一队右下,一队风来,一队云逝……。”[ 清《震泽镇志》卷2 风俗,《乡镇志》第13册。] 三月二十八东岳神诞日,“萧山之蒙山,余姚之黄山皆有庙焉。大姓皆楼船载箫鼓至庙拜祷,即不拜祷亦鸣榔游饮,姚人谓之‘游江’”。[ 万历《绍兴府志》。]

3、江南地区东岳庙会的规模多数很大。

在举办庙会期间经常是“一邑殆空、举国若狂”,有些规模大、影响大的东岳庙,甚至会辐射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如:常熟璜泾东岳庙,为一方祈福之所,香火极盛,方一、二百里,数县人毕至。[

清《璜泾志稿》卷之5 寺观,《乡镇志》第9册。] 福山东岳庙,宋至和初建,“天下岳庙未有甚于姑苏之福山……每岁季春岳诞,旁郡人不远数百里结社火、具舟车、斋香信、诣祠下,致礼、敬香、吹箫、击鼓,揭号华旗,相属于道。”[ 同治《苏州府志》卷38。] 高邮县州城外东北隅泰山庙即东岳行宫,宋太平兴国年间建,“雨旸休咎有祷辄应,岁时朝献,浙江以西,淮堧以东,此邦岳庙之盛甲天下。”[ 乾隆《高邮州志》卷1。] 宝应县泰山殿,“宏济河未开以前,舫舶到此入湖涉风涛之险皆恐惧祭赛以故,香火繁盛,香钱岁充水衡,河成遂衰,然岁首香会远近至者尚二千余起,今至者止百余起,而春旗彩仗十倍于前。”[ 民国《宝应县志》卷2 寺观。] 定海县城乡皆有赛会之举,迎东岳神者曰“东岳会”,其它都神会、城隍会等远逊东岳会。[ 民国《定海县志》。] 黄宗羲在《春社赋》中描写了家乡余姚东岳庙会的盛况:“……夫祠庙之设,东岳无两,至姚江之迎赛,尤人情之狂荡。时当暮春,……节进退以佛号,声摇屋瓦,别队伍以悬镫,走及奔犬。焚香则十里之雾,明烛则列星之闪。……十六之日,四方毕瞻,厥队维百,一队数千,盖十万之人于此周旋”[ 光绪《余姚县志》卷5 风俗。]。

明清时期的江南名镇,如黄埭、浒墅关、唯亭、甪直、周庄、盛湖、南浔、双林、黎里、震泽、新塍、濮院、乌镇、金泽、唐栖等地,位于太湖流域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在整个江南地区最为发达。每年暮春三月,这些城镇及附近乡村都沉浸在东岳庙会的赛会狂欢中,东岳庙会成为这些地区最盛大的节日活动。同时,庙会上的宗教活动、娱乐活动以及商业贸易活动也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东岳庙会期间上演各种神人共娱的节目,节目的规模也相当大。

文献所载最早的东岳庙会在宋代,如前文所引常熟福山镇东岳庙,宋代魏邦哲称,“天下岳庙未有甚于姑苏之福山,有求必祷,率以类至,号曰‘社会’。每岁季春岳诞,旁郡人不远数百里结社火、具舟车、斋香信、诣祠下,致礼、敬香、吹萧、击鼓,揭号华旗,相属于道。”娱乐活动很多。另据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载,“东岳生辰,都城社陌甚多,一庙难著诸社酌献,或在城吴山烧香,或在城南坛山烧香,或在城北临平行宫烧香……诸庙皆如此,社陌朝拜。”[ 《西湖老人繁胜录》,《东京梦华录 外四种》,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 这里所说的“社陌”就是演戏的戏班。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南京东岳会,“三月杪日,为东岳诞辰,城内各业,各结一会,旗伞灯牌,抬阁秋千,百出其奇,争奇斗胜。更有无知男妇,身披红衣,手带镣铐,扮作罪人状,随于神驾后。盖皆病时许愿于神前也。又有四五岁七八岁之小儿,装作剧场之武小生、武三面、武老生等,腰悬利刃,手执杭扇,指套钻戒,腰挂金表,异样精彩,耀人眼目,手叉两腰,躯干矗直,耸立于大人之肩,毫无倚侧惧怯之态。又有业骨董者,聚极昂贵之玉器珍玩,制一精巧玲珑之担,罗列陈设,价值甚巨,使精壮练习之少年挑之,手不扶掖而叉于两腰,行步如飞,而不倾仆,以示技艺而耸观瞻。此两种尤为会中之特色。”[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40页。] 《东畲杂记》载,“桐乡濮镇东岳会俗名行香会,每举于三月二十八日,盖袭佑圣会之旧也。以强有力者十余人作力士装,披发涂面,手执钢叉,名曰五道七煞,其出也,裂鸡洒血于钢叉而后行,呼啸跳跃于街衢之间,盖以辟逐瘟疫也,即古季春殩禳意。康熙以来绸业日盛,民殷物阜,而举国若狂之事起矣,又有所谓大会十年一举。二十四坊各装鳌山一座,每座三层架,为假山花木,嵌空玲珑,益以缯彩珠玉,炫耀异常,每层以四、五岁小儿扮演故事,其上一层几与楼房相亚,又每坊各扮掮鳌七、八座,每座用木架使有力者一人肩之以行,架上亦装假山,以小儿扮演故事坐其上,衣帽什物各缀以珠玉珍宝相夸耀,靡费巨万,每出一次六、七日始毕,街中巷栅尽行撤去,昼夜人声如沸,数百里内士女来观,画舫楼船通河者各数里。”[ 桐乡《濮录》,《乡镇志》第21册。] 杭州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帝君诞,“从定光桥进路者为古东岳庙,从古荡进路者亦为东岳庙,是日百戏竞集,观者如堵,所为杂剧、清乐、耍调、小说、蹴踘、拳棒之属,令人应接不暇焉。”[ 民国《杭州府志》。] 湖州双林镇东岳神诞,“士民祝献于庙,数日前,鼓乐喧阗,络绎不绝。二十六日,昼夜演戏(今改夜戏于二十七日昼),二更时移神像出至大殿。庙中遍处悬灯、陈列仪仗,寑殿设古玩花卉,新街、横街及各巷皆结彩悬灯,有多至五层者,繁华与苏闾无异,二十八日起,至四月初,约五、六日,每日午后舁神像出巡四柵,曲折周到,各社地戏(俗名“故事”)前后扈从,乡愚夙许愿扮罪犯,则荷枷拖练(链),行走终日,又有扎臂肉,肉身灯,儿童拜香等。又有水运秋千之戏,观者如堵。”[ 民国《双林镇志》。]

   为表演戏剧、歌舞,一些东岳庙还专门建立了戏台、看台。地方志中有不少这类记载。如浙江建德县东岳庙,“光绪八年知府增建剧台,十八年里人醵金添建两廊看台。”[ 民国《建德县志》卷7 典礼“庙”。] 江苏宝山县东岳庙,乾隆三十五年添建后殿戏楼。[ 光绪《宝山县志》卷14 神祠。]

   江南地区东岳庙会植根于该地区庙会文化极其兴盛这一大环境之中。历史上江南地区崇尚巫鬼,歌舞通常为主要祭祀礼仪之一。另外,隋唐以降,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尤其发达。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庙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并直接促进了戏剧、歌舞、杂技等民间艺术的发展。这些民间艺术反过来又极大地充实了庙会的内容,增强了其观瞻性和娱乐性。正如顾颉刚所说,赛会是南方的好,因为他们的文化发达,会使花样,会斗心思,一个地方有了几个赛会,就要争奇斗胜,竭尽他们的浮华力量。至于很多信徒或穿囚衣、扮罪人,或进行各种人身的摧残,如“扎臂肉”、“肉身灯”等,来向神灵许愿、还愿的荒诞行为,不仅仅存在于东岳庙会上,在城隍等其他庙会上也普遍存在。

5、组织及参与东岳庙会的花费较大。

如上虞县二月春社前后,“各乡村聚天齐社会,…… 三月中里人又聚各社各旗迎东岳帝于城中及东西两乡……每年所费甚巨。”[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 定海县城乡皆有赛会之举,“迎东岳神者曰‘东岳会’……一次之赛,多至万金,少亦千金,而居民之所耗费犹未计焉。”[ 民国《定海县志》。] 赛会所用经费,由各乡社用祭祀田及城镇各行业同业工会所收支付。[ 《东岳宫与三月半会》,《定海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 海宁《悼岳祠歌》称,“香钱岁被官拘入,社会不来香火寒”。[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7 坛庙。] 遂昌县,每逢旧历三月、五月、六月、十月此四月中,各处有迎神赛会之举,异常热闹。“总计全县为此无谓迷信浪费之金钱,数且巨万。最可嘅者,中人以上之邑绅且为之倡也。”[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263页。] 常熟璜泾有岳庙,“村民每岁自三月朔至四月终日集进香谓之‘香信’,多舁村神往朝之,饰旗仗、具从卫、扮故事、为台阁、为马队、为猎户,或黦面为丧神像,鸣锣奏鼓、观者倾里,谓之解黄钱,苛敛糜费,贫者或至失产。”[ 清《璜泾志稿》卷之1 风俗,《乡镇志》第9册。]  

可见,赛会一般由当地乡绅富商出面组织、筹办,其费用主要来自这些绅商及百姓集资。这些巨额花费给普通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生活负担,有的甚至为此倾家荡产。不过,为了向神灵表示虔诚,他们仍然“迎神赛会则乐趋,醵钱演剧则不吝也”[ 清《周庄镇志》卷4 风俗,《乡镇志》第6册。]。而对商人士绅来说,在东岳庙会上花费的筹办费用,不仅不会触动其原始积累,相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商机,聚敛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更把这种花费当作一种投资。与其它投资不同的是,它还会带来资助社会公益活动的美誉。

6、东岳庙会举行过程中还表现出强烈的反规范性和无秩序状态。

   吴江县黎里东岳天齐圣帝诞辰,“里中士女及附近乡人皆赴庙拈香……闻旧时于二十七日夜,先有妇女宿殿上,谓之‘坐蒲墩’,此最近亵。”[ 清《黎里志》卷之4 风俗,《乡镇志》第12册。] 无锡县三月二十八日,“赍瓣香走东岳庙者数县毕至,村奴市媪,扶携而行,遂止宿庙中,名曰‘宿夜’。”[ 嘉庆《无锡金匮县志》。] 宜兴王茂公桥三月东岳庙会上,男女乱摸,甚至男青年撕烂女青年的裙子也不许恼。[ 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244页。]

庙会作为传统社会中少数几个男女都能参加的公开场合之一,女性可以抛头露面、笑语喧哗、夜不归宿,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向男子示爱。这种今天看来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古代社会则是保证心理健康、调节性别间感情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男女间的关系被严格地禁锢起来,甚至夫妻间都要相敬如宾,只有在庙会这种公开的娱乐场合,人们才得以稍稍释放一下被压抑的情感。但这种情况往往会引起政府的反对。如湖州府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帝诞日,“妇女先一晚入庙烧香,夜即于庙内外席地而坐,守至天明,名曰‘宿山’,男女杂遝,不下万余人。其间窥探争闹,饮酒逞凶,靡所不至。文官率役稽查,武官拨兵防守,陋俗非一日矣。某自莅任,先期出示严禁,妇女犯者拿夫,男枷责,庙僧容留,一体坐罪。”[ 乾隆《湖州府志》。] 阮元《重修黄珏桥东岳庙记》载:“嘉庆丁卯太守伊公以男女稍杂,理禁之,其祈年者如故也。”[ 清嘉庆《扬州府志》卷之25 祠祀1。] 另外,乡间赛会常有恃命以报私仇,械斗争殴,酿成命案者。[ 民国《定海县志》。]

庙会期间百姓络绎道路、城乡昏夜无休的无秩序状态是对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巨大冲击,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针对泰山东岳庙会,元朝政府就曾提出禁令。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元朝山东东西道廉访司呈文称:“本道封内,有泰山东岳,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俳优、娼妓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废弃生理,聚敛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疋段,不以远近,四方辐辏,百万余人,连日纷闹。近为刘信酬愿将伊三岁痴儿抛投醮纸火池,以致伤残骨肉,灭绝天理,聚众别生余事。岳镇海渎,圣帝明王,如蒙官破钱物,令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政府研究后,认为“岳镇名山,国家致祭。况泰山乃五岳之尊。今此下民,不知典礼,每岁孟春,延及四月,或因父母,或为己身,或称祈福以烧香,或托赛神而酬愿,拜集奔趋,道路旁午,工商妓艺,远近咸集,投醮舍身,无所不至。愚惑之人既众,奸恶之徒岂无,不惟亵渎神灵,诚恐别生事端。以此参详,合准本道廉访司所言,行移合属,钦依禁治相应”[ 《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 诸禁》,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春社赋》中描写了其家乡余姚的东岳庙会之盛,其中也写道:“施忠介(黄之友人)言吾姚礼拜聚众至数万,将有揭竿之变,余云游人乌合非白莲”[ 清光绪《余姚县志》卷5 风俗。] ,某些士绅的惧怕程度由此可见。

7、江南地区东岳庙会的兴盛,同明代倭寇的进犯大有关系。

明代中后期江南沿海地区多遭倭乱,却正是东岳庙分布最广泛的地区。以余姚为例,据《余姚县志》载:“东岳庙、东岳殿之在各乡者,不可指数,《万历府志》所谓岳庙各邑皆有,而余姚独盛也。”余姚尤其是姚北地区庙会的兴起,相传与戚继光抗倭有关。明嘉靖年间,倭寇每年乘春季东南风潮汛,登陆劫掠。戚继光为平倭,一面组织精良的戚家军,在沿海要口设置了望哨、烽火台,监视倭寇行踪,另一方面动员百姓进行军事演习,共驱倭寇。当时操练和演习的一些军事活动形式,逐渐成了赛会中的执事,如高抬阁、高跷、三上吊等均可登高了望,成阵的大纛旗疑似无数风帆兵船,家家持灯和点塔灯乃疑兵之用。又如定海岱山的东岳赛会上,各类节目凡能装灯的均燃之烛火,高达10余米的十八联灯尤其瞩目,社庙内外灯火如昼,彩旗若云。[ 鲍豫定:《岱山的迎神赛会》,《舟山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 上虞县二月春社前后,“各乡村聚天齐社会,旗帜绣东岳帝像。相传明时倭奴入犯,各村团练乡勇演习队伍、保障一方,有警则交相接应。后太平无事,遂易戈矛为旗帜,假神道以驱疫,亦保甲遗意也。”[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 明温璜《觐岳》记载了吴江震泽镇东岳赛会的情况:“……(庙会中赛船的种种游戏)嗟乎,使因其俗而统以千夫长,严选练之,无事则藏之于乡勇,有事则勤之于水操,岂非有土者绸缪牖户之计哉。”[ 《震泽镇志》卷2 风俗,《乡镇志》第13册。] 庙会期间百姓成群结队、络绎不绝,赛会上人声鼎沸、节目繁多,夜晚到处灯火通明的情况必然会对欲侵扰的倭寇产生极大的震慑。

明代倭乱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倭寇不仅烧杀抢掠,祠观寺庙也成为其袭击对象。如江苏常熟县北赫赫有名的福山东岳庙在嘉靖末年毁于倭乱[ 同治《苏州府志》卷38 坛庙“祠宇”。],通州东岳庙嘉靖甲寅年毁于倭[ 《古今图书集成》卷761 扬州府祠庙考。] 等等。为防范倭寇,沿海军民严阵以待,除官兵外,还组织了民间乡勇。该地区庙会等娱乐活动极多,乡勇大多有组织和参加庙会等活动的经历,并且赛会上的很多娱乐活动既需要强健的体魄,也需要有效的配合。如岱山的东岳庙会上,有一节目叫舞龙灯,其中大珠龙以竹木为架,外披各色彩绸,长约40-50米,粗约2米,分15-18节,每节置木棍一根,以供擎操。龙头高达3、4米,重百余斤,全重3、4百斤,由50-60名壮士擎操。赛会时,紧随帅旗之后,只作巡游,不作舞动。[ 鲍豫定:《岱山的迎神赛会》,《舟山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 这些舞龙的壮士大概多是抗击倭寇的乡勇。他们在军事操练过程中自然会吸收集体娱乐活动上的一些形式和经验,同时,在庙会等活动筹备和进行过程中无形中培养起来的自觉性和严格的组织性,也提高了乡勇的军事素质。当倭寇进犯的情报解除后,乡勇们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定期举行娱乐活动。事实上,在明代中后期,抗倭的乡勇训练与民间的庙会活动是难于区分的,声势浩大的庙会娱乐活动也可看作是民间乡勇的训练,是对倭寇的震慑,所谓“无事则藏之于乡勇,有事则勤之于水操”。清代虽无倭乱,但这种举行庙会的方式已经成为习惯,故清代江南地区东岳庙会依然很盛。

8、有些地区没有东岳庙,但照样举行东岳庙会。

如安吉县三月二十八东岳帝诞,“州故无庙,近有好事者醵金作会,每会多至数十人,塑画神像,肩舆、仪仗皆备,轮流当值。至期,齐集首家拜祝,酣宴送神。”[ 同治《安吉县志》。] 昆山淞南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诞,每年在韩都尉庙前搭台演戏,舟楫云集。[ 清《淞南志》卷1,《乡镇志》第4册。]

如果说东岳庙是泰山神的物质载体,那么庙会则体现了泰山神的精神以及民众对神的敬仰,是人们思想深处神圣信仰的复苏,是人营造的神的世界。在这里,普通人可以自由出入虚幻的神界,向神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奉上自己的虔诚,为神上演各种各样的歌舞。正如何思敬在《读妙峰山进香专号》中所说:“宗教生活的高扬和沸腾竟使他们在行动上、感情上、思想上起这样一个显著的变化,他们平日的枯燥无聊在这时候便烟消云灭,使我们看不出来了。这完全是两个境界:一个使他们终日终年惨淡经营物欲的生活,另外一个则是他们忘却日常生活的一切苦恼、忧惧、龌龊而恍惚神往于无我超越的状态”。民俗终岁勤苦,间以庙会为乐,庙会成为人们调节紧张、乏味的生活,恣意释放自己情绪的理想场所。“庙会及娱神活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狂欢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原始性、全民性、反规范的特性”,[ 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183页。] 庙会是娱神,更是娱己。有人说,庙会是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化节,那么东岳庙会无疑是其中的一支最令人瞩目的奇葩。

明代以后,泰山神的地位有所下降,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影响逐渐扩大,北方地区碧霞元君庙会的规模和影响超过了东岳庙会,但江南地区东岳庙的地位和东岳庙会的规模未受到影响。江南东岳庙会作为该地区大量庙会活动中的重要一员,表现出该地区庙会的一些共同特征,如较强的地区性、行业性,大规模的民间艺术表演活动等。另外,由于人们赋予各种神灵的主要职能不同,故东岳庙会还具有一些独有的特性。比如,因泰山在五行中对应木,在八卦中对应震,在五方中对应东,在四季中对应春,春乃主发生之季,所以就更多地同农民联系起来,受到农民的青睐。此外,因为泰山神有“收神治鬼”之功,在民间诸神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故在庙会期间同其他神庙有较多的联系(该部分将在下文做详述)等。

总之,东岳庙会透露了许多古代社会生活信息,是探究古代社会学、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窗口。

六  东岳庙与碧霞元君庙的混淆及江南地区东岳神的变异

1、东岳庙与碧霞元君庙的混淆

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将东岳庙与碧霞元君庙混淆的情况。如江苏江都县邵伯镇泰山行宫,俗称奶奶庙,祀泰山神。[ 清《甘棠小志》卷4 祠庙,《乡镇志》第16册。] 河北东明娘娘庙,元隆庆元年建,即东岳神祠。[ 民国《东明县新志》卷之5。] 山西辽州东岳庙祀碧霞元君,泰山庙祀天齐仁圣帝。[ 《古今图书集成》卷367 辽州祠庙考。] 泰山庙、泰山宫混乱的情况就更为多见,冠以这两个名字的祠庙绝大多数奉祀碧霞元君,但也有一部分是东岳泰山神的庙宇,如江苏邗江北湖泰山宫,即东岳庙。[ 阮元:《北湖续志》卷5 风俗,《乡镇志》第15册。] 安徽亳州泰山庙,共5处,为祀东岳之所。[ 乾隆《亳州志》卷之3。] 河南郏县泰山庙,祀东岳神。[ 清《郏县志》卷之6。]

碧霞元君的原型是泰山女神。泰山女神的传说在汉代就有,而碧霞元君约在唐宋间出现。明代以后她突然间名满天下,其祠庙遍布大江南北,香火及影响甚至超过了东岳神。据统计,除碧霞元君庙外,其祠庙有泰山庙、泰山宫、泰山行宫、奶奶庙等50余种别称。泰山这一男一女两位神灵原本泾渭分明、易于区分,但由于传说中存在女神为男神之女或妃子的说法,加之二神同驻一山,有密切的地缘关系,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就或多或少出现了混淆。

2、东岳神的变异

   在泰山的神格化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他的人格化。魏晋以后的神话志怪类题材故事中,一些德行好的普通人可以在死后成为掌管地狱的泰山神。这与城隍神的人格化相似,后者就有很多历史名人死后成为城隍的传说。

   明代《万历野获编》之“泰山主者”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故太仆卿费唐衢(尧年),铅山人也。一旦病殁入冥,至泰岱谒主者,入门庑即褫衣冠,跪伏庭下仰窥殿上,有王者南面,侍卫甚严,座后列姬侍以千计,貌似故祭酒冯开之,然不敢旁问,忽被呼,引见上阶,果冯也。云别久甚念,君虽已合来此,然此事我为政,尚能为君宽数年,亦故人情谊当尔,目揖而遣之。遂甦,则属纩已三日矣,因作祭章典冯墓,致厚賻备述始末如此。”[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8 鬼怪,中华书局,1959年。]

温州的东岳神则是地地道道的温州人,又称“温忠靖王”。据明宋濂《忠靖王碑记》载,其时间可上溯到唐代。碑文说,忠靖王姓温名琼,温州平阳人。唐长安二年生,至二十六岁时,因举士不第,幻化为神,为民除害,于是“皆祠王,以祈灵响矣”。关于温琼如何幻化为神,又如何能为民除害,民间传说云:平阳县的秀才温琼为人忠厚,喜欢帮助穷人,但时运不佳,连连落第。一次他偶遇疫鬼在井中投毒,在乡人打水时极力劝说,大家不听,他最后投井中毒而亡,救了大家的性命。后封为忠靖王,俗称“温元帅”,即东岳神,司驱疫。[ 叶大兵:《温州东岳庙剖析》,《中国民间文化》第5集《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 如此看来,温琼未必就确有其人。其姓“温”与“瘟”同音,大概是当地百姓为驱疫而杜撰。

   东岳神在人格化同时也存在地方化特征。江浙地区的赞神歌中有四岳神崇拜。所谓“四岳”是东岳刘王正神、南岳朱府令公、西岳金府总管、北岳施王正神,皆有一则曲折生动的神界故事,构成一部神书,在仪式上诵唱。这里的四岳,都成为吴地的地方守护神,当初五岳崇拜的内容已经被置换掉了。[ 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08页。]

这种情况在更南的福建也存在。福州《螺洲志》记载,泰山庙有四处,一在大埕之西,俗呼下林,泰山神为冠英境、三魁境、西宅境、登瀛境所奉;一在诏厅前,嘉庆年所建,神为正登贤境所奉;一在陈氏宗祠之西,神为上登贤境、集英境、螺仙境所奉:此三庙皆独祀康都统。一在莲宅,并祀温、康二都统,为三魁东境所奉。[ 福州《螺州志》庙寺“祠宇”,《乡镇志》第26册。] 这里的泰山神庙里所供奉的神灵则根本与泰山神不相干。

七  东岳庙在江南地区民间祠庙中之地位及东岳庙的其它功用

   1、东岳庙在江南地区民间祠庙中之地位

东岳庙在江南地区民间祠庙中的地位较高,东岳帝诞也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苏南浙北,东岳庙的地位尤其崇高,泰山神俨然成为一地之最高神,在庙会上接受其它神灵的朝拜。如:

浙江象山,“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辰,城中五境神俱于二十七日朝祝。五境神者,西境夏王庙、东境乐亭庙、南境姜毛二神庙、北境昭应庙及东北境庄穆庙也。”[ 道光《象邑夏王庙志略》卷下,转引自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神诞,“江苏昆山、新阳一带各乡赛会,石牌、赵灵、真义里、车塘、更楼桥各乡民舁神进香。”[ 道光《昆新两县志》卷1 风俗“古迹”。] 常熟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天齐帝诞日,“各庙人(神)齐赴,恍似人间颂祝。”[ 崇祯《常熟县志》。] 无锡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庙在锡山之麓,群庙神皆往朝。”[ 光绪《锡金识小录》。]

有些地区的庙宇还要向东岳庙解纳钱粮(即“解黄钱”)。民国《相城小志》载,三月廿六日至廿八日,传为东岳生日,各神司(庙的住持)均解饷岳庭。七月二十日,常熟辛安乡之城隍神来相城东岳庙解秋饷。[ 民国《相城小志》卷3 风俗,《乡镇志》第8册。] 因泰山为“天地之生、神灵之府”,有收神治鬼之职能,故泰山神能成为一地区诸神之首。并且“神庙间设定上下级关系,进行纸钱的上纳、收取,体现了国家田赋的催、征、解、收的征收关系”,[ (日)滨岛敦俊撰 沈中琦译:《明清江南城隍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47页。] 是从神的角度对封建统治秩序的认可。

东岳庙会上,除解饷、朝拜外,在东岳神出巡时,下级神还要向东岳神提供侍从,这也是东岳神崇高地位的体现。如淮安东岳庙会上,东岳神出巡时,紧随行业群会后面的是本会,名曰“合安胜会”,是随从“岳驾”出巡的侍从,以吏役为最多,有“中书科”、“清书科”、“红衣班”、“青衣班”、“銮仪卫”、“内侍班”、“香会”、“磕头会”、“扫帚会”等。每一班里面少则数十人,多达数百人,这些班役,皆是从允愿而来,父死子继,延续不断。他们也不全属本衙门里的差役,如府城隍、县城隍、卫庙、都天庙等。一些比较小的下属衙门里的班役,也前来当差应值,名曰“贴班”。[ 秦耀先:《东岳庙会》,《淮安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

而在浙江定海的岱山镇,东岳庙的地位更高。此镇是定海县一海岛,“其东岳宫在司基蜘蛛墪上,为岱山合境之主庙。乡民凡有大事必至是宫开议,盐民有事尤必先聚集于此,征粮分櫃亦设在其内。正月初十至十二日迎赛东岳,合计聚英庙、元坛庙、运司庙、太平庙、淡水庙五庙偶像连东岳宫主座及灵官神共计七尊出巡……初十日由东岳宫出发……十二日至东岳宫而散。”[ 汤濬:《岱山镇志》卷10、18,《乡镇志》第25册。] 当时各社庙间,以能出殿陪巡为荣。参加者常达数千人。岱山镇东岳宫,不仅是该镇祠庙之主庙,而且成为当地居民的行政议事场所,甚至镇以“岱山”命名。这无疑是江南地区对泰山神极为尊崇的明证。

2、东岳庙的其它功用

东岳庙作为专祀泰山神的祠庙,除宗教祭祀的功能外,还有其他功用。

有的地方,东岳庙被当作议事之所,成为当地的行政中心。如:浙江黄岩县路桥东岳庙,明万历间建,旧为五保议事之所。[ 《路桥志略》卷1 叙地“祠庙”。] 岱山东岳宫为岱山合境之主庙,乡民凡有大事必至是宫开议,盐民有事尤必先聚集于此,征粮分柜亦设在其内。

有的地方,东岳庙成为传达国家政令、教化民众之地。如:义乌县城东岳行宫,今为习仪之所。[ 嘉庆《义乌县志》卷7。] 秀水新城镇东岳庙,又称雨金岳宫,唐景云二年翁岚建,既为奉祠神明之地,又是里社乡饮读法谕民之所。[ 《新城镇志》卷22 金石,《乡镇志》第18册。] 安徽太平府东岳庙在黄山麓,宋皇祐三年创建,为官司拜送笺表祝万寿之所,内有拜表亭。[ 康熙《太平府志》卷23祠祀。]

另外,一些地方的东岳庙还有一个用途——作为迎春之所。如桐乡县东门外东岳庙,每岁立春,邑令率僚属迎春于此。[ 光绪《嘉兴府志》卷10 坛庙。] 余姚县大黄山东岳庙,为邑迎春之所。[ 光绪《余姚县志》卷11 典祀。] 海宁县东东岳庙,“每岁立春,邑令率僚属迎春东郊必始于此。”[ 乾隆《海宁县志》卷之2 建置。] 阳湖县东岳庙,“郡太守每岁帅僚属耆民迎春于此,旱涝疠疾有祷辄应,人争趋之。”[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4 祠庙。] 安徽望江县每岁迎春东郊,后改迎于东岳宫,“春至前一日县官率所属(文官俱在武职不与)俱朝服用鼓吹彩亭,典史坐轿前导,出东门赴东岳宫设席,典史为主,安各官座位。”[ 乾隆《望江县志》卷3 民事“风俗”。]

《风俗通义》称泰山“为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泰山有兴云降雨的功能,且居东方,历来被认为是万物生长、阴阳交代之地。东方在五行中属木,在四时中主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中有“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这样的记述,故泰山与农业有密切的联系。因为“泰山――东方――木――春”这种对应关系,人们把供奉泰山神的东岳庙拉入迎春活动,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另外,从营建方位上看,城镇中的东岳庙大多位于城东部,而参与迎春活动的东岳庙则无一例外都位于城东,也可作为以上推断的一个佐证。

八  东岳庙发展史上之曲折和劫难

按照儒家正统观念,泰山惟天子和齐鲁诸侯得祭,地方上绝不可随意建立东岳庙。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宋以前,东岳庙在全国的发展一直很缓慢。宋真宗敕令全国郡县修建之后,东岳庙才成为全国性的祠庙。但是宋代及以后不断有人对东岳庙广泛分布、将东岳在内的五岳并封为帝,以及普通百姓祭祀泰山神的情况表示了不解和不满。

“泰山在鲁封内,惟鲁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与南方地脉全不相交涉,而在在诸州县皆有东岳行祠,此亦朝廷礼官失讲明而为州县者不之禁,蚩蚩愚民本不明理亦何足怪。……五岳视三公,与皇天上帝并为帝,则天道乱矣”。[ 宋·陈淳:《北溪字义》卷下。]

元世祖末年也有人针对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生日,信徒从四方前来泰山东岳庙烧香礼拜,举行各种娱神活动,同时开展各种物品贸易的情况上书说:“夫东岳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东方藩侯当祀之山。今乃有倡优戏谑之流,货殖屠沽之子,每年春季,四方云聚,有不远千里而来者,有提挈全家而至者。干越邦典,渫渎神明,停废产业,糜损食货,亦已甚矣。”[ 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卷4《停淫祀》,转引自陈高华 史卫民:《中国风俗通史 元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54页。]

如果说宋代时仅仅有人提出郡县建立东岳庙之不妥,到元代时发展已为不准百姓祭祀的禁令,而到明代,更发展为毁庙。

正统三年,湖广巡抚御史陈祚奏,衡山岳庙坍损,遂欲尽毁其后妃像设、寝殿朝堂,仅立坛壝斋室,以供祀事。且引宋儒张栻之言,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气之流通可相接,而宇之也,何居。上下其奏于礼部,尚书胡滢以为太祖更制神号,而不除像设,必有明见,所言不可行,上从之,命湖广布政司督修。按礼,五岳视三公岂有无室无貌之理,陈祚祖张敬夫陋野之谈,妄议祀典,已开张璁去孔庙圣像之端矣。[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 礼部,中华书局,1959年。] 陈祚所奏虽仅言及南岳衡山庙,但涉及的却是五岳的祭祀供奉问题,且建议应毁其像设、寝殿,而只立坛壝斋室,以供祀事。

弘治间丘浚曾上书,请自京师齐鲁外,有泰山之行祠者皆毁之[ 清《郏县志》卷6 祀典。]。 嘉靖初科臣陈棐请正岳祀,“……祠祀皆近在本山之麓,而恒山北岳即大同府东南浑源州是也,今不惟北岳之祀缺谬,而东岳行宫遍天下尤为惑妄,乞将恒山定为秩祀之所,于凡东岳行祠除京师及齐鲁境外,量改书院、社学,仍不许加修创建,以昭典礼。”[ 光绪《广东吴川县志》卷3 坛庙,康熙《福建宁化县志》卷7 坛壝“庙祠”。]

陈棐认为北岳祀不在本山之麓是错误的,而东岳行宫遍天下则更为荒谬,理应仅限于齐鲁、京师,绝不应遍布全国。陈棐的奏请很快便得到了南方一些地方官的响应,福建的黄直是尤其积极的一位。

福建长泰东岳庙,元令林干儿建,嘉靖四年推官黄直废以起学。[ 乾隆《长泰县志》卷12 杂志。] 福建漳浦县东门外东岳庙,“元至正间建,成化五年修,嘉靖五年推官黄直毁淫祠拆庙,瓦木建明伦堂,后居民复构之。顺治十七年总兵王进功更修,康熙三十七年知县陈汝咸过庙,见愚民络绎以牲牷酹鬼卒,恶其惑众,即命毁卒像,识者称快。”[ 康熙《漳浦县志》庙。] 广西藤县东岳庙,嘉靖初毁,改建凤山书院,万历十年复建。[ 同治《梧州府志》卷7 坛庙。] 湖南浏阳县东岳庙,嘉靖十三年知县苏志阜以淫祠毁。[ 《古今图书集成》卷1210 长沙府祠庙考。]

在福建的黄直之前,广东的提学魏校于嘉靖元年拆毁了海康东岳庙。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因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引起了佛教和道教的不满,本来佛道两教经过长期的争斗后,逐渐适应了对方的存在,而对如洪水猛兽般手持刀枪棍棒信仰基督的太平军充满了敌意。如《癸丑纪闻录》载,“咸丰癸丑二月,有人从南京来云:‘贼众自九江至南京城外三百里,营帐连绵不断。贼前在武昌离十里旱路要道之洪山寺中屯踞,僧以毒药置水中,饮之,死千余人,故极恨妖僧恶道,凡见寺庙必洗灭烧毁。’”[ 清·鹤湖意意生:《癸丑纪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面对僧道的蓄意谋杀和破坏,太平军也不得不向他们举起了屠刀,寺庙大多不能幸免,东岳庙亦在此列。加之太平军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江南地区东岳庙之破坏尤为严重,大多数地方的东岳庙被毁,光绪以后才陆续重建。

宋代,东岳庙走向全国,明嘉靖初年虽然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区出现了毁东岳庙之事,但总地来看,元明清三代是东岳庙发展的高峰。清代咸同年间,江南地区东岳庙的发展进入低谷。

结   语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泰山志〈序〉》中言,“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郭沫若先生也说过,“泰山应该说是中华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对于泰山及泰山文化的精深博大,古今名家大儒多有美誉,许多学者进行过并正在进行着扎实、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反映泰山文化的一个侧面——东岳庙入手,对江南地区东岳庙进行了考察。我们认为,东岳庙的产生源于山岳崇拜观念、鬼神观念的影响,封禅活动、礼制的需要、政府的强力推行以及各地民众对华夏族源地的认同是其发展的动因。江南地区东岳庙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南北朝及唐代有所发展,两宋及元、明、清时期创建的数量最多。其建筑形制或多或少受泰山东岳庙影响,一些庙宇规模大、庙产多,创建及修缮资金来源复杂,有官(员)绅(士)商(人)捐资、农民出资、僧道募化、家族负担等等方式,多种方式合而为之则较多见。东岳庙的管理多由地方负责,僧道承担具体事务,一些家族也参与其中。东岳庙之主神泰山神的驱贼、镇邪、治水旱灾害、保佑丰收、治病等数项职能,在江南地区有较大影响。东岳庙会以地域、行业为参加单位,农民对东岳庙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组织、参与意识;庙会期间上演各种神人共娱的节目,规模大,花费多;举行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反规范性和无秩序性;其兴盛与明代倭寇的进犯有关。可以说,庙会既是祭拜神灵的场所,又是娱乐狂欢的场所,还是商业贸易的场所。明清时期,某些东岳庙与碧霞元君庙产生混淆,一些地区的东岳神发生变异,成为地方保护神,失去了其国家大神的崇高地位。东岳庙在古代江南信仰祭祀活动中占有崇高的地位,除供奉泰山神外,东岳庙还成为某些地区举行迎春仪式及处理政务之所。从其发展历程看,自宋代起,东岳庙开始成为全国性祠庙,并同时伴有反对其发展的声音,元明清时期是其发展的高峰,但在明嘉靖间,南方一些地区发生了毁东岳庙的事情。太平天国运动中江南东岳庙毁坏严重,之后又陆续恢复。

由于资料占有、笔者学术功力等的局限,对一些方面,如东岳庙的建筑布局、东岳庙的内部管理情况等方面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对各地东岳庙之间有何关系等问题尚未讨论。七十多年前顾颉刚先生曾言,“若各处的读者都能把本地的东岳庙的样子写寄到本校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来,使得有工夫的人做一个详细的研究,倒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泰山之祀自周秦以来未尝废绝,故东岳庙实有悠久之历史。我很想考它一下,可是有心而没有时间。”[ 钱小柏编:《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409页。] 但愿此文能告慰顾先生心愿之万一,并希望本文能成为引玉之砖,吸引更多的学者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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