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基督教发展简述及思考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5-12-15       作者:

泰安市博物馆  王丽娟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教。做为西方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近二千年来,它的影响已波及到世界各地。目前,随着我国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在发展宗教文化、开展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等方面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因此,近一步了解基督教、研究西方文化,这对于我们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推动改革开放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基督教的传入及在泰安的活动

基督教最早传入可追溯至唐初,时称“景教”。元代传入中国称“也里可温教”,后皆中断。至十六世纪,欧洲的一部分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作为资产阶级前驱的殖民主义者,开始了海外的财富掠夺和文化渗透。与殖民主义者在我沿海地区进行武装掠夺的同时,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从事宗教活动。万历八年(1580年),一部分耶稣教士来到了中国澳门,以后又陆续有传教士来到中国大陆。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状,西方一些占领国为进一步统治中国及扩大其在世界地位的影响,许多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教会、学校、医院等。泰安基督教的传入即在此背景之下。

泰安做为外国教会传教的基地之一,先后有德国的天主教会、美国的美以美会、英国的中华圣公会来此。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天主教教士龙华民最先进入泰安传教。清光绪八年(1882年)天主教在济南建立山东北境总堂,泰安府教务属北境总堂管理。清宣统元年(1909年),德国人在泰安火车站设计建造站房一座。站内铺设到发线3条(包括正线),货物线1条。建纵列式站台2座,其中一站台长366米,二站台长265米,宽度均为14.5米、高0.6米。每日有3对客车,并配有机务段,供机车上煤、加水、整修。1920年办理货物运输,增建823平方米货栈一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日本的排挤,德国传教士逐渐减少,美英教士增多。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占泰安地区后,因德、意、日同属轴心国,德国天主教又活跃起来。1938年在泰城西施家胡同南端建立育德小学一座,在现南实小处建天主教教堂一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传教士郎登奉华北年议会会督委派来泰安,在原泰城西门处登云街(今青年路)购买地产,开始设堂传教。1900年又派英国人正乐德来到泰安,先在登云街建一大礼拜堂,修起学道房,谈道所。1902年开办成美馆(小学),1910年建起了德贞女校,开设了男(博济)医院、妇婴医院等。至此,美以美会在泰安形成了教会、医院、学校一位一体的传教事业,奠定了泰安教会的基础。在泰安的美传教士中,时间最久、最负声望的是1904年来华的韩丕瑞,他自诩为山东教会的创始人。为了传教的需要,韩注重教育,将成美馆改名为“萃英中学”,自任校长之职。1912年,韩丕瑞在登云街北端建起二层楼一座(今已无存)为中学部。1917年建成三层教学楼(即泰安一中办公楼),高小并入中学部院里(高小旧址划为医院)。1924年增设高中。1928年北伐胜利,教育大权收归国人。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韩丕瑞被迫返国,萃英中学乃由中国教牧人员负责到1946年。解放后,萃英中学旧址改为泰安一中。在泰城西关街道北的美以美会医院,原来规模甚小,只有门诊和少量病房。1918年萃英高小合并于中学,校址划归医院扩为病房,开始招收护理人员,医院逐渐扩大,改名为博济医院。1922年,博济医院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建起了当时新式的医院大楼,内设门诊、药剂、手术、病房各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医疗系统。院长由留美返国的医师李天爵担任。后来在邹县、肥城、济宁等地设立了分院。李天爵去职后,由柏学勤、刘仁斋等先后担任院长,直到泰安解放。来泰安从事宗教活动的西方传教士除美国人外,还有英国人、德国人。据统计,仅泰城内教会学校就有9所,其中包括中学、小学、孤贫院学校、医院护士学校等。另外泰城附近还有教会学校5所,均为小学。光绪17年(1891年)至辛亥革命前,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教会及其学校进入了发展阶段。当时清朝政府,已谕“废科举、兴学堂”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英美各教派已逐渐联合起来,并于1890年成立“中华教育会”,各国教会在华办学取得了合法权利。

教会学校是随着外国传教事业的侵入而产生和演变的。办学的目的“在于传教,使人信教,最终要使全中国人及全世界‘基督化’。”(《泰安文史资料》第二辑 70页)而且通过办学校这种手段,可以与社会广泛联系,以此作为扩大教会影响的门径。他们认为,办学校可以“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泰安文史资料》第二辑 70页)为此,他们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例如:供给食宿和学习费用,培养深造,介绍职业等等。以此招揽更多的学生到教会学校。虽然他们如此是有赤裸裸的目的,但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正因为这些优惠政策,使得许多因家贫无法上学的学生有了念书的机会。1912年至1924年,教会学校已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不仅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还有孤贫院的半工半读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医护学校以及为普及识字教育办的平民学校等。但是,在这些教会学校中,并非全部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如清末兴办的泰山孤贫院,它的创始人安临来(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勒里斯·姆·安格林),出生于美国佐治亚洲梅肯镇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读书,少年务农,曾跟犹太人学过生意,后在南美山区传教和教书。他的妻子是一名孤儿。1909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安临来会见了在中国泰山传教多年的布来拉克(时为泰安城元宝街浸信会教堂牧师,在华取名白太理),了解了泰山的情况,于是立志到中国布道。安临来在泰安建起孤贫院,收容了大量的孤儿。他曾在一份协议书中写到:“我和我的妻子决定,只要我们活着就要做泰山孤贫院的创办者;只要我们活着——不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把泰山孤贫院当作家住在那里。”安临来从29岁来中国,直到1942年在泰山孤贫院病逝,终年63年,把一生都倾注在他的宗教信仰中。

当时泰安教会的势力和教会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强,师生的活动与当时的社会及政治、经济形势联系逐渐紧密,学校的影响也达到了广泛深入的程度。

在教会学校学习的课程内容分三部分:第一是西方的宗教课,第二是中国的“经学”,第三是文化科学知识课。为了配合办学,学校还搞了一套严格的奖惩管理制度,考试制度也相当严格。如:对教徒学生实行经济扶持、奖励,教徒学生在校可享受“公费”,免收学杂费、膳宿费等;毕业生可保送升学,并继续享受“公费”待遇,直到免费送入大学深造;大学毕业后还能由教会选出出国留学或介绍就业。但是,学生必须按时到校,不准随便请假,必须严格遵守集合、出操、课堂规则。违犯“规则”,要给予处罚,甚至开除学籍。实行月考、期中、期终考试制度,有一门不及格的补考,两门不及格的留级,三门不及格或认为不堪造就者,勒令退学。这些诱人的奖励制度和严格的惩罚制度对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教会学校的教学设备也比较好,如当时的育英中学,有两栋教学楼,有实验室、图书室、体育场,篮球、排球、足球、网球,设备齐全,并经常开展活动。还有浴池,学生每周可洗一次澡。

优厚的待遇使教会学校人数不断增加,仅就美国的美以美教会在泰安所办的学校来说,1935年有中学班的学校四处,学生480余人,教职员约40人;医院附设护士学校一处,学生60人,教职员13人;小学20余处,学生近千人,教员达百余人。美、英、德三国教会在泰安办的中小学,学生达1200余人,中学生达700余人,超过公办中等学校的学生数(当时即1935年省立三中及泰安简易师范学校学生共计约450人)。较强的师资和严格的教学制度也使教会学校的学生成绩成为当时私立学校中比较好的。冯玉祥将军在泰安居住时还曾聘请育英中学的史地英语教师梁永江为他讲授英语。

1928年北伐军占领泰安后,泰安国民党县党部社会工作部开始在教会青年学生中工作。学生与社会联系逐渐增多,学校受到了社会的影响,出现了一部分进步教师。如语文教师夏天得,在课外选印李大钊等人的进步文章让学生阅读。1912年语文教师张建侯指导编了《育英季刊》,登载学生反映抗日思想的文章。1932年至1934年训育主任李玉堂指导主编《泮水旬刊》,由泰安大陆书社印刷出版,新华书局发行。这些刊登师生关于评议时弊、探索中国与世界前途的文章,对启迪学生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泰安的教会学校从清末的初办延续时间相当长,有的一直到解放初。毕业生的去向各不相同,有的毕业生继续留在教会学校或医院工作,有的解放后从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还有一部分学生受进步教师的教育和影响,毕业后就投入了抗日战线,有的成为革命领导干部。如张瑞轩,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泰安县委书记、代理县长,解放后任泰安地委宣传部长。蔺景沂,曾在杭州政府机关做领导工作,燕江,曾任解放军某部军长。泰山孤贫院在“七·七事变”后至1940年,先后有六十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四支队和六支队。其中有姐弟两人,因父母离散,于民国十年入孤贫院栖身。1938年1月徂徕山起义后,弟弟范天思参加了八路军。1940年秋,姐姐范桂兰也参加了革命,后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弟弟戎马一生,离休前任解放军某部司令员。他在回忆孤贫院童年生活的诗中写到:“默哀致谢安临来,幼承孤贫院安排。雏过两翼渐丰满,投往革命洪流濑。”

二、泰安马庄“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初,出现于我国的一个基督教社团。其在宗教上进行灵恩派狂热活动,组织上实行集体编组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役,管理上实行严峻的封建家长制。

“耶稣家庭”的创办人敬奠瀛,出生于泰安马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是前清童生。虽然他熟读儒书,但正逢清政府废除科举之时,因此感到功名无望而厌世。后来入美以美会创办的“萃英中学”读书并受洗。1918年进济南英美教会合办的“共合医院”任传道员,同时又参加秘密的封建道会门“圣贤道”。1920年在美国女传教士林美丽支持下筹办了“圣传信用储蓄社”。1926年又在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单覃思资助下扩展机构,将“圣徒信用储蓄社”及新增设的“蚕桑学道房”合并,正式建立“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招收贫苦教徒一面做工,一面兼学传道。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耶稣家庭”所倡导的“本耶稣舍已精神,实行利他主义,使人类无穷无富,俾市价无高无低,叫那些压死工农的资本家,永远再没有立足之地,”使许多深受欺压而又感到毫无出路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加入了“耶稣家庭”。有的小业主以及自感前途渺茫的知识分子和少数失意的小地主、小政客等,也投入到“耶稣家庭”中来。最初(1926年),家庭只设山东泰安马庄一处。对此,敬奠瀛多次率领成员到华北、西北各地巡游布道,并于每年农历正月和六月在马庄家庭举行长达十天的“大聚会”,吸引各地信徒参加。后来外地陆续有人捐献部分房、地、资财,也设立“耶稣家庭”,将马庄家庭称为“老家”,各地家庭为“小家”。从1926年,泰安马庄“耶稣家庭”初创至抗日战争前夕,成员从十余人发展到六十余人。日寇占领期间,发展到五百余人。各地的“小家”至1937年,增至十四处(多半在山东境内),日寇占领期间猛增至六十四处(大都在华北),至解放前(1948年)已达一百二十七处,辐射面西至绥远、甘肃,南至芜湖、南京、上海等地,影响涉及到全国。

即便如此,“耶稣家庭”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并非如家庭首领所说的那样幸福。家庭的成员分为普通成员和基本成员两种:普通成员不离开自己原来的家,只参加耶稣家庭的经常性宗教活动(如礼拜、查经、学道等),并向耶稣家庭捐献财物。基本成员则须“舍家、破产”,即离弃自己原来的家而加入耶稣家庭,或全家一同加入,并把自己的全部动产、不动产以及个人的知识、才能、劳力甚至人身,全部“破除私有”而交给“家庭公有”。实际上一切皆由拥有绝对支配权力的家庭首领全权处置。家庭的全体基本成员,都必须以“灵统”取代“血统”,原来自己的家属关系,不论父母子女夫妻,都作为单个成员而由耶稣家庭统一分派在各种编组内,连夫妻房事也必须经过“老人”(家长手下辅佐掌权的少数骨干)批准。这种压抑人性的基本权利的野蛮制度,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基督教以爱为中心的宗旨。家庭成员被分配参加指定的劳役,却因“废除私产”而不能获取任何报酬,所享受的唯一物质待遇是每天两餐用杂粮做成的粥,且只有一碗,喝前还要先祷告二十分钟,喝完后必须将碗内外仔细舔净。这种近似于奴隶制的生活,还被敬奠瀛称为“美生活”。而他本人及伴随他的几个“老人”却住在特设的“小楼”内,过着奢侈优裕的生活。

“耶稣家庭”的基本成员除了每天服劳役外,还进行频繁的宗教活动。天亮前要到礼拜堂长跪“守晨更”,天亮后彼此“作见证”,晚上还要进行“查经”、祷告等。

1947年,国民党加紧内战,社会动荡,人心浮动,而耶稣家庭内部也开始出现动摇和不满。这时,敬奠瀛把耶稣家庭比作疾风暴雨和洪水灾害中的“避难方舟”,并编出诗歌:“我们的方舟,爱护要忠心,莫使恶者穿穴洞使舟沉沦”。1948年夏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节节胜利,敬又迎合当时有人鼓吹的所谓“第三种势力”,编写诗歌:“油果山,裂两半;一半北移,一半南迁;相峙相抗势岩岩。……直行其间不容偏,偏则有危险”。1950年全国大陆解放后,敬又声称,耶稣家庭早已实行“共产主义”,并编诗歌:“美哉共产,仁至义满;人性所乐,物性所含。……基督真门徒,参透个中玄;破产无私有,宇宙是家园”。他一面叫成员唱这个歌词,一面又加以发挥说:“共产党的共产是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耶稣家庭所讲的共产更深刻,是讲各尽所能不取所需”。

解放后,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显著好转。面对敬奠瀛及其辅助人员所实行的家长制统治,家庭成员由不满、抱怨进而逐渐形成公开的争吵。尤其是对“各尽所能、不取所需”的奴隶式生活,以及稍有不满,就要被“受造就”而痛打一顿,还要被称为“稀奇的爱”打完还要“谢恩”,这种变相的所谓“耶稣家庭”制度,成员们无不义愤填膺。至1952年,马庄“耶稣家庭”已经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后在我政府及各方面的帮助下,进行了妥善处理,清查了财产,按血统恢复了各户的原来家庭,并安排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马庄“老家”改为泰安北新庄耶稣教堂,各地“小家”也陆续进行了整顿,“耶稣家庭”遂告结束。

三、今日基督教会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9月23日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此,中国同世界其它国家的基督教会组织有了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许多省一级的神学院相继成立,乡村的教堂也大多恢复。

位于青年路的礼拜堂,是泰安基督教徒活动的美国教会建筑,其建筑形式为十字架形,据教会人员讲这种形制的教堂全国仅上海和泰安二处。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将礼拜堂复还,并落实了教会部分房产。1986年,政府又拨款十几万元,将原礼拜堂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使之焕然一新,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教政策。据笔者调查,泰城内遗留下来的西方教会建筑尚存10座。除青年路礼拜堂外,泰安一中4座,为1917年美国所建,灵芝街小学二座,为1901年英国所建;市农业局二座,为1878年法国所建;火车站一座,为1909年德国人所建。这些建筑大多年久失修,有的甚至成为危房。但做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这些西方教会建筑又确有保留的必要。如泰安一中的幼儿园,即为原教会建筑。当年教会学校——萃英中学的校长。美传教士韩丕瑞的儿子就出生在此处。回国后,他非常怀念自己的出生地,不仅多次来中国,还捐赠了许多钱给这所幼儿园。

改革开放以来,泰安这座古老的城市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旅游城市。三自教会组织在国家宗教政策的关怀下,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青年路基督教礼拜堂,每年来教会访问的世界各国朋友有数十起,其中有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韩国人、留学生、港澳台胞等等。全国各地参观者、访问者也络绎不绝,有医生、教授、学生、法院干部、职员、文艺工作者、保育员、律师、记者、编辑、教师、神学生、牧师等等。每逢礼拜日,前来做礼拜的信徒座无虚席。每星期的二、四、六上午,教会还组织查经会,星期三的上午举办老人交通会等。截止目前,泰安城乡已有近二十处宗教活动场所。在政府有关组织的关怀下,泰安的基督教教徒们爱国爱教,过着正常的教会生活。

四、对基督教的历史思考

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宗教。基督教在西方创立之初,其教徒大多是贫民和奴隶,对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极端仇恨,但又无力改变现状而寄希望于救世主。盼望基督再临,毁灭一切不义和申张正义。这与中国本土的宗教及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基督教后来被罗马帝国所利用所控制,成为国教,成为统治、麻醉人民的工具,这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宗教的利用和控制,是一脉相承的。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正统成为封建社会的支柱,并把哲学、政治学、法学等都置于神学的控制之下。而一部分农民、市民、平民则利用该教异端教派的形式,作为旗帜和组织的纽带发动反封建斗争,也与中国的历史相契合。如东汉的五斗米教、宋、明以来的白莲教、太平天国的“天国、天父”信仰,都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从宗教这个层面上来讲,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2、基督教作为西方的一种文化和文明传入中国之后,客观上对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等方面的事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批教会学校、医院、福利院、工厂等,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先进的医疗技术、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这对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借鉴,中西方文化的沟通、融汇,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博爱、仁慈与宽容、使它成为无情世界的有情天堂,一度成为穷苦大众和被压迫者呻吟、叹息的所在,成为精神的寄托。它向世间的不公平提出公开的抗议,诅咒为富不仁,要求实现财富公有、互相友爱,为抗议有钱人们的特权和享乐,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在耶稣身上,体现的自我牺牲奉献精神和人道主义,则是世界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

3、马庄“耶稣家庭”是在中国小农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畸教。它按照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接受、容纳、修正、改造、异化了基督教。它一方面说明外来宗教在中国本土可能发生的变异,另一方面则说明基督教所存在的局限性和某些打着宗教旗号实为邪教的欺骗性。

4、基督教传播作为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它是希图以西方文化为本体、为主宰意识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如基督教办学的目的“在于传教、使人信教,最终要使中国人及全世界基督化”。办学可以“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这就足以表明基督教这种舶来文化,到中国扎根的实质。

5、不可否认,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地方,无论是本土的、外来的,无论是正义的、邪恶的,无论是遗迹、遗物,都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的见证,我们应该以辨证的态度去正视。如泰安现存的教会建筑,做为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基督教传入泰安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宣扬和传播外来宗教文化的历史见证物。因此,我们非但不能对其进行排斥甚至毁坏,而且应加以保留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世界各国加强了文化往来,旅游作为使世界各国充分了解中国的窗口,应将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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