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万历圣旨”说起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0-05-28       作者:

明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朝廷御赐岱庙《道藏》一部。圣旨长79厘米,宽35厘米,圣旨文:“敕谕东岳泰山天子庙住持及道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道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宫观供奉,经首护敕已谕其由,尔住持及道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忏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清静善教,朕成恭已无为之治道焉。今特差道经厂掌坛尚膳监太监李昇賫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  

朝廷御赐的《道藏》,是道经道书总集,是在历代帝王的支持下由道士汇集编纂而成。可谓集道教文化之大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宝库。五代之乱,《道藏》因遭兵燹而散失不全,后历代均有编修。泰安市博物馆所藏《道藏》为《正统道藏》翻刻本,原五千余册,今仅存一千五百余册。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渊源于古代流行的巫术和求仙方术。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创教、发展、教权确立、道藏完备、道教继承退化五个时期。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互融合,相互排斥中,更是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其中鲜为人知的,恐怕应是发生在元代的“佛道之争”了。

元朝初年,就蒙古王室而言,其对于各种宗教采取的均是保护利用的政策,但中原地区尤以全真教的发展为迅猛。

全真教兴起于金代中期,创始人是王喆王重阳。他原名王中孚,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学道之后道号重阳子,改名喆。其早年学习佛家学说,又练过武功,终无所成,“于是慨然入道”,他主张三教兼修达到“全真”的境界,并以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和儒家的《孝经》为必修经典。

后来,王重阳离开关中东游,并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诸弟子(即所谓的 “全真七子”),数年间即发展成中原颇具影响的大教派,引起宋、金、元三方政权的注重。

元太祖时,丘处机深得成吉思汗宠信,并“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这使得全真教声名大振,在北方的影响如日中天。但是,每一种学说都有着极强的排异性,当全真教处于全盛时期,便试图“灭三教而独显,超千圣以居尊”,宣扬儒学和佛教均源于道教,以争得对整个宗教界的统治地位。并且仰仗上有王室靠山,下有数万徒众,便有恃无恐起来。不仅强行霸占佛教寺院的房舍、良田、菜园等。还夺寺庙改道观,毁佛像而塑道君,这引起了佛教界强烈的不满。

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儿子蒙哥即位后尊崇汉地佛教,终于,在宪宗五年(1255年)因《八十一化图》的刊行而点燃第一次佛道大争论。

但是,由于两教在朝中各有所依,势力旗鼓相当,所以问题没有解决,矛盾愈演愈烈。宪宗八年(1258年)导致第二次大规模的佛道之争。

最终争论的结果是:佛教被全真教等所占夺寺宇、山林、水土限令悉数归还。寺中改塑增绘的老子像,“塑者碎之,画者洗之,所有乖戾,并与迁革。”同时,代表全真教出场的17名道人,均被削发为僧。

全真教受到这次致命打击后一蹶不振,永远失去了在蒙古王室中的尊宠地位。忽必烈即位后,曾对全真教示以安抚,但却使全真教道众误解,又诱发了第三次佛道之争。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大都城中长春宫众道士,“自焚廪舍”反声称是僧录广渊所为。结果被判诬陷佛家。忽必烈勃然大怒,下圣旨将为首的杀头,其余群道割耳、挖鼻、打板子、充军,惨烈异常。但佛家诸僧官仍不罢休,结果是:除《道德经》外,“尽焚道藏伪经杂书”。元太宗时在平阴(今山西临汾)所刻道藏,亦被焚毁(现尚有残本留存)。“佛道之争”这一事件最终改变了元件初道教的优势地位。

明朝以来,由于程朱理学泛滥,道教又趋于流行,尤其是嘉、万时期,更是推崇道教,迷恋方术。虽然帝王不再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但为表明对道教的崇信,万历年间,不仅在泰山建玉皇阁,建金阙,建万仙楼,还重建泰山蒿里神祠,拓建灵应宫,并御赐《道藏》于泰山。尽管有明以来,庙观益盛,但道教已是由盛渐衰,大势已去。

                         

                                                        作者:王丽娟 耿波

单位:泰安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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