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庙会的历史成因

庙会，是由庙而会。庙则是由神而起，人们所信仰的神祇在这里供奉，祭祀活动也在这里进行。而群体性的活动，总要有一个时间上的约定，否则不可能形成集会。因此，庙会的形成需要四个基本的要素：一是要有信仰的对象——神祇；二是要有一定的信众群体——香会；三是要有固定活动的空间——庙宇；四要有约定俗成的期约——会期。至于其它如香市、餐饮、戏曲等等，则是庙会产生之后所衍生的一些事项。

1、契机的发生与庙会的兴盛

作为庙会中信仰的对象及庙宇的设置，在泰山起源建制尚早，这在前几章就已谈到，但限于泰山祭祀的特殊性，在其祭祀活动的早期被最高统治者所专权，限制了民间群体组织的参与，因此也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庙会。但信仰神祇及庙设的存在，为庙会的孕育、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上太山，见神仙。食玉英，饮醴泉。驾飞龙，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寿万年，贵富昌，乐未央” 。秦汉以后，随着泰山神影响的扩大，泰山信仰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泰山已不再是少数人才能登临的地方，也有着普通人的一份天下。“谒太山请命”的做法 ，于民间恐怕已是习以成风。魏晋之时，是泰山信仰迅速走向民间的时期，群众性的参与活动也逐渐增加，特别是受佛教、道教泰山的影响，受众面在日益的扩大之中。在唐代，统治者封禅与崇道并举，唐高宗、唐玄宗先后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唐高宗来泰山时，“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 。玄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祭祀队伍之宏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并且随从祭祀者还吸收有众多的蕃国异邦参与 ，这些都无疑扩大着泰山信仰的影响，启蒙着民众群体性祭祀活动的发生。

除封禅外，唐代皇室还频繁遣员到泰山修斋建醮。斋醮的形式本来就是从早期民间的巫觋仪式及坛祭形式发展而来的，其形式生动形象，对平民百姓来说极具诱惑力，很容易被接受。皇家的斋醮仪式在泰山，动辄数天、数十天，做道场时有大量的道士参加，多者有四五十人。如周长安四年（704年），邢虚应等“奉敕于东岳岱岳观中建金箓大斋卌（四十）九日，行道设醮，奏表投龙荐璧”；唐神龙元年（705年），大弘道观法师阮孝波等也“奉敕于岱岳观建金箓宝斋，卌（四十）九人九日九夜行道”；景龙三年（709年）的金箓大斋中，也有“大德卌（四十）九人”传经行道，时间是七天七夜 。皇家这种仪式性极强的宗教活动，又有如此大的场面、如此长的时间，必然会引起民众的关注。唐代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无疑对庙会的发生有着积极的刺激作用。

关于供奉泰山神东岳大帝的神宫——岳庙（岱庙），始建于汉代，《水经注》引《从征记》曰：“太山有下中上三庙”。而尤以下庙（也就是现之岱庙）“墙阙严整”，并有汉武帝所植汉柏使之更为庄严神圣。在汉之后有宫室“威仪甚严” 、“飞楼绮观，架迥凌虚，雉堞参差，非常壮丽，侍卫严峻，有同王者所居” 等描述。到了宋代，其规模之大、形制之高，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已与京都的王者之居不相上下。这种皇宫之制，是与泰山神被封为“天齐仁圣帝”关联在一起的，所享受的是“帝”的待遇。元、明、清各代，屡有修葺，都始终以宋代规制为蓝本，不易殿宇之辉煌。岱庙的空间格局，完全能满足信众心理及活动之需求。

接下来，再看一下庙会的真正主角——信众。这是庙会的核心构成。就庙会的发生而言，民间群体性祭祀活动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其组织形式——香社的存在是我们要关注的。在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中，有关民间群体性祭祀活动早见于五代时期。

因有着同样的信仰需求，以香会的名义香客们走到了一起，这被看作为一种机缘。在泰山岱庙天贶殿前，摆放有两只硕大的铁桶。这铁桶也是宋代香会所献之物。

综合以上资料，当时的香社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香会信仰的神祇是“圣帝”，也就是东岳大帝，同时也可以是“圣帝”的辅神。

其二，香社有着一定的组织形式，并与官方有着良好的接触。

其三，香社具有较长的延续性，以及活动的时令性、灵活性。

其四，香会的活动多有增置庙设之举，小则置牲祭祀，所奉献的祭礼也多种多样。动作大者，还会有建堂置神的工程，如新澶州岳社天福三年（938年）建有奈河将军堂。

其五，香会与区域、行业及家族有着相应的关联。

简言之，早期的泰山香会，所信奉的神祇是东岳大帝，其组织形式，已相当成熟。而香会的成分构成则是以男性为主体。香会之主名曰：社首、社头、纠首、会首等。其活动是每年一次，具有较强的时令性，春季是香会的活跃期。主要的活动内容是为了朝圣、献礼，祈求神灵的佑护，所献之礼因香会的经济状况不同，而呈显出多样化的特征。香会的组织是相对稳定的，东岳永安香会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以上这些特点，大都被后世的香社所承袭，由此构成庙会活动组织的基本框架及祭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