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王母东王公时代之文化

泰安市博物馆  张爱菊

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丰富而多彩，本文尝试着从西王母、东王公神话传说的角度，略论这一史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从而寻找其内在之联系。

一、西王母与东王公的神话传说

西王母之名，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山海经》。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池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禹贡》云：“昆仑在临羌之西”）。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炎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山海经•西次三经》云：“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妖之历及五残。”可见，早期神话中的西王母是一个其状如人，虎齿豹尾，穴处善啸，掌管司妖之历及五残的怪神。到了周代，西王母则变成了一个能歌、通达礼节的人王。《穆天子传》卷三曰：“西王母之山还归，其口世民，作忧以吟曰：‘北伹西土，爱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之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最终，西王母却渐渐地演变成为一个民间喜爱的年轻貌美且能赐人不死之药的女神。《易林•讼之泰》曰：“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

东王公的出现较西王母为晚。东王公最早见于《神异经》。《神异经·东荒经》曰：“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人不出者，夭为之唏嘘；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夭为之笑。”（注：言笑者，夭口流火照灼。令天下不雨而有电光，是夭笑也）。《文选·张景阳〈亡命〉》注引《十渊记》：“东王（公）所居处山，处有员海，员海水色正黑，谓之冥海。”另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仙传拾遗》载，东王公居于东方大海蓬莱仙岛上，东王公是鬼神世界的“神事总管”，掌管鬼神世界升降的事。

纵观上述文献，不难发现：东王公与西王母不仅有性别之分，一个为男，一个为女；而且也有地域之别，一个在东方，一个居西方；同时，两者的职能也大不相同，一个掌管男仙，一个分管女仙（《太平广记》有载）。那么，神话中的西王母与东王公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下面，我们不妨从中华文化的悠悠长河中去追寻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足迹。

二、东方与西方文化之内涵

六十多年来，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我国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已经清晰地确立了两大文化体系①：即黄河下游的东夷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西方文化（只是相对于东方而言）。

1、西方文化

七十年代以来，在黄河上中游地区相继发现并确立了一个统一的文化发展体系②：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是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内蒙古南部和湖北西北部一带、前后历经了2000多年发展历程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③。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划分为早中晚三期④。庙底沟二期文化（约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800年）和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的内涵与前者发生了明显的不同⑤.若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界，之前的仰韶文化和之后的龙山文化显然是差异相当大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以彩陶为显著特征。而庙底沟二期文化之始，却表现为显著的以灰黑陶为主，这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⑥。另外，仰韶文化本身的内涵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仰韶文化前后期的时间之分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⑦。在此之前，其聚落遗址、房屋建筑或埋葬习俗等，都比较强调统一和平等的原则；在此之后的仰韶文化及庙底沟二期文化等，则属铜石并用时代的早期⑧。考古发掘表明：这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私有制阶级乃至准国家的政治实体等也都是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的。在《元君庙仰韶墓地》一书中所列举的考古资料充分表明：仰韶文化前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而仰韶文化后期之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则实现了由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度，乃至父系氏族社会的解体。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仰韶文化前期及前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是极其低下的，人们的生活十分艰难。如果将这一时期的社会情况与神话中的西王母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两者间有着许多吻合之处。具体表现在：①同位于西方，即陕甘冀豫一带；②生活方式为穴处；③人面虎身，头发乱的像鸡窝；④社会以女性为主，掌管社会中的日常生产生活事宜。可见，西王母与西方母系氏族社会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神话西王母无疑就是仰韶文化前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中以女性为主体的现实反映。为此，我们不妨将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前期这一发展阶段的史前文化，即前西方文化称之为西王母文化。而仰韶文化后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即后西方文化，由于这种文化是西王母文化的发展与延续，故将这一阶段的史前文化称之为后西王母文化。

2、东夷文化

东夷文化是产生于我国东部黄河下游地区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史前文化体系⑨，即北辛文化（约公元前5400年——公元前4400年）——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2500年）——典型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因此，着重谈谈大汶口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五十年代发现的晚于北辛文化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和江苏的淮河北岸。目前，一般将大汶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⑩：大汶口文化早期在公元前4300年——约公元前28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在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500年。典型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是以山东为主，其文化也分为若干个文化类型⑾。东夷文化谱系内涵丰富，脉络清晰。究其发展水平分析，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以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早期为一发展阶段（大约两千年间），其发展水平与其他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似。但在后期，即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文化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陶色的演变看，在北辛文化及大汶口文化早期，灰黑陶所占的比例很少；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灰黑陶数量占据着陶色的主导地位。在典型的龙山文化早期的大范庄遗址，灰黑陶占97%，而典型龙山文化的光亮黑陶则成为中国史前制陶技术之巅峰的一个杰出代表⑿。很明显，这是一个内因起决定作用的渐变过程。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约在公元前3500年——3000年的中期，既有快轮制作的小陶器，至公元前3000年的晚期已经出现了快轮成型的大型容器，到了山东典型龙山文化，轮制已极盛行，尤以蛋壳陶的工艺水平为最高。从社会性质看，大汶口文化早期为母系氏族社会，而大汶口文化之中晚期以后，社会则进入父系氏族制并最终确立乃至解体⒀。在父系氏族社会里，以男人为主体，从事生产、生活，主管一切事物，这一发展过程，若同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男神东王公相比较，则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表现在：①同居于东方；居于东荒山中；⑧人形鸟面（这是东夷文化的重要特征），头发皓白；④男性，分管男仙的名籍，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结合我国东方父系氏族社会的内涵分析，神话人物东王公的出现，显然是与当时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可见，东王公这一神话人物的活动情况，无疑就是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以后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据此，我们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这一阶段的史前文化，称作东王公文化。而将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一阶段称之为前东王公文化。

据上，可以看出，我国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是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并拥有各自文化内涵的史前文化，因西王母文化和前东王公文化同属于母系氏族社会之文化，且发展又是同步的，故将此阶段统称为西王母时代；后西王母文化与东王公文化同属父系氏族社会性质的文化，故称之为东王公时代。

三、西王母和东王公时代之文化

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东西方文化间及其内部于陶器及社会性质的内涵上，都发生了深刻的质的飞跃。

1、西王母时代文化

在此时代内，东方之前东王公文化与西方的西王母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同步的，但其发展的水平和影响程度也是有主次之分的。

首先，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可以说是彩陶文化兴旺发达的世纪。而彩陶最发达的地方是西王母文化时期的黄土地带（14）。就前东王公文化而言，在大汶口文化遗存中，也发现有仰韶文化较早时期的文化因素存在（15）。在刘林和大墩子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用勾叶连弧纹的彩陶钵和彩陶盆作为随葬品的情况（16）。而这些器物明显都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文化物。其形制、花纹和风格，与其说相似，不如说相同更确切些 。

其次，从彩陶的个体装饰来看，西王母文化时期的彩陶比前东王公文化的彩陶发达。其风格显得华丽且面稍带粗犷。彩陶装饰构图精巧合理，纹彩绚丽多变，与优美的器物造型相结合，在原始艺术中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范例（17）。

第三，在石器方面，西方磁山文化的带齿石镰、乳状足、石器盘和仰韶文化中的大量陶刀更罕见于东方大汶口文化前期（18）。

当然，在西王母时代，前东王公文化对西王母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的鼎、圈足器和镂孔器，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19）。然而，西王母时代在社会上起着主导作用的文化显然是西王母文化。

2、东王公时代文化

在东王公时代，东王公文化对西方后西王母文化的影响更为显著。表现在：

制陶技术：东王公文化时期的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陶高柄杯，每件重不及50克，后不到半厘米（20）。在后西王母文化时期，河南地区发现的陶鬶、磨光黑陶、折腹盆、罐形杯、鬼脸足鼎等（21），都显示出了龙山文化的影响。另外，王湾和三里桥遗址中也发现了袋足鬶（22）。而鬶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上述种种说明，东王公文化的制陶技术与同期的后西王母文化制陶水平相比是较高的。

②墓葬：在后西王母文化之河南偃师（23）、郸城（24）等遗址中多次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的内涵及棺椁制度，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至迟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势力逐渐西进，足迹所至曾抵达河南西部地区。否则“大汶口”居民就不会死后葬在那里了。

③建筑技术：1975年，在山东的日照东海峪典型龙山文化的早期遗址里，发现了地面经过夯打并带有散水的高台建筑（25）。近几年，在山东邹平的丁公、章丘城子崖两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中，都曾发现过较大规模的城址（26）,其面积远远超过边线王、平粮台、郝家台和王城岗等遗址（27）。据此看，河南龙山文化城址的建筑技术很可能是从典型的山东龙山文化居民那里学来的。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东王公时代的东方文化发达程度与同时期的后西王母文化相比，可称之为佼佼者。尤其是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东王公文化逐渐形成了对后西王母文化的渗透与拓展，并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高度发展和领先的地位。

总之，在东西方两大文化谱系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可引述的资料有限，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西王母时代和东王公时代两者间的发展与交流往往是不对等的。在母系氏族社会，即公元前3500年以前，西王母时代的西王母文化发展水平要略高于东方的前东王公文化。自然，西王母也就成为西方母系氏族社会中的代表人物。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东王公文化则大大影响于后西王母文化，东王公就成为东方父系氏族社会的总代表。尽管如此，东西方这两大文化体系本身的文化特色始终都很鲜明，就是说，西王母文化进入东方地域也未能把后西王母文化排挤出去。实际上，西王母时代和东王公时代之文化，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只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共同提高的过程，其促进得结果，最终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最终推动着华夏民族的形成。

当然，黄河流域东西方史前文化之相互影响，不单单表现于考古资料之中，而且，在文献记载中也可以找到其明显碰撞的痕迹。

四、西王母时代和东王公时代的文献记载

西王母与东王公尽管是两个神话人物，然而，远古神话在主题上却是以氏族先祖诞生神话和自然神话为主，即把最高神同氏族先祖合二为一，神的世界就是祖先的世界。可见，探讨西王母与东王公的交往史，也可从中领略出东西方氏族社会的历史原貌及其生活与交流情况。

1、西王母时代之文献

《神异经·东荒经》载：“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围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上会东王公也。故其柱名曰：‘昆仑铜柱，其高人夭，圆周如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稀有，碌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唯会益工’”。另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三引《十渊记》：“昆仑铜柱，下有回屋焉，壁方口丈，上有鸟，名曰希有，左翼东王公，右翼西王母。其肉若醢，仙人甘之。”

从上面文献中可以看出，西王母与东王公交往过程中，他们始终处于平和的氛围之中，而且西王母还占有一定的主动性。结合西王母时代的考古资料分析，文献中所记叙的内容与考古发掘资料相对照，两者基本上是相吻合的。这说明，在黄河流域的母系氏族社会里，西王母文化对前东王公文化的影响是占有一定优势地位的。

2、东王公文献之记载

在父系氏族社会，神话中的神与氏族之祖先开始分离，直至两者完全分开，这就使东方父系氏族社会中的神话人物东王公只能作为那个时代的象征人物，而真正书写历史、成为历史主人的则是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

据古史传说，在东王公时代的西方曾是以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的地域，《史记·补三皇本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另据《汉书人表考》卷一载：（黄帝）姬姓，少典之子。少典取有蟜氏，名附宝，感大电绕枢，孕二十五月，以戊已日生黄帝于夭水。弱而能言，河目龙颜，修鬓花瘤，身逾九尺。代炎帝氏，在位百年，年百十七，以八月既望甲戌日崩都涿鹿，葬桥山，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

在东方黄河下游地区，则是传说中的以太昊和少昊为代表的两昊部落集团活动的区域，而蚩尤则是东夷人著名的氏族部落首领。《山海经•大荒东经》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玉函山方辑佚书》辑《田俅子》曰：“少昊氏都于曲阜”。另据史籍载，少昊集团及其后人已遍布汶泗、沂沭、淮淄流域各地。而太昊集团活动的地方，似略偏西、偏南。”《录异记》卷八曰：“陈州为太昊之墟。”《尚书大传·鸿范》云：“东方之极，自竭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蚩尤之地望，据《史记·封禅书》载：“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那么，东王公时代部落间的交往又如何呢？《新书·盖壤》曰：“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白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他，天下乃治。”《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而黄帝虽打败了蚩尤，但蚩尤的影响依然存在，所谓“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另据《盐铁论·结和篇》载：“黄帝战涿鹿，杀两峄、蚩尤而为帝。”其中两 即两 或昊。

纵观上述文献，虽有不实及矛盾之处，但却充分说明，在东王公时代，即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东西方部族间的战争是十分激烈又极为残酷的。这些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则是西方文化同东方文化的一次大斗争，是两大史前文化的激烈碰撞。可以说，文献记载的情况应是史前东西方文化交往史的直接形象的描述。

综上，在中华民族由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代表西方母系氏族部落的西王母和代表东方父系氏族部落的东王公这两个神话人物。而西王母与东王公时代各种文化通过在中华大地上的争妍竞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最终交织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尤其是到了东王公时代，各氏族集团通过迁徙、通婚、经商贸易往来以及残酷的战争等形式，在文化上、血缘上、社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统一。并随之出现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其结果是：在东王公时代的晚期，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即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华夏民族，产生出了华夏文明。可以说，西王母、东王公的演变史实际上就是我国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史。

注：①—④、⑥、⑦、（11）、（12）、（14）、（18）、（20）—（22）、（25）、（27）：《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90年版

⑤严文明先生：《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1。

⑧严文明先生：《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3。

⑨、⑩、（13）、（15）—（17）、（19）：《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8年版。

（23）《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1。

（24）《河南郸城段岩遗址出土一批大汶口遗物》，《考古》1981.2。

（26）《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