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博物馆教育新局面—《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制度设计研究》读后

去年新年之际，笔者收到文博界老同志、原安徽省文物局局长、省博物馆馆长朱世力先生的著作《文博留痕》。今年新年伊始，收到文博界新秀、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奕博士的著作《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制度设计研究》。前者，作者戏称自己为“80后”（年届80以上），作品虽曰“旧痕”，却是反映了老一辈文博工作者在新世纪前后文博工作前进的足迹，也对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随即笔者写了一篇书评：《此虽旧痕 斑斓如新》，老先生还颇为满意。后者是新时期文博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是真正80后（198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学者，受过全面完整的教育，且有国外访学的经历，具有比较广阔的国际视野，年轻有为，成果多多，预示着文博事业后继有人，前景斑斓！

博物馆教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如果说老一辈文博人对博物馆教育侧重于学理上的论证、践行上的呼吁，那么，新一代年轻学者则注重于制度的构建，把博物馆教育纳入法律法规框架内规范有序运行。

拜读了郑奕《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制度设计研究》，感慨颇多。想来想去，我要说的话，还不如本书两篇序言说得到位，不妨做一回“文抄公”吧。

第一篇序言由著名博物馆专家陆建松先生撰写。他写道：

“郑奕一直致力于博物馆教育研究，特别是对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拥有深厚积淀。因此，她敏锐地抓住了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不力的根源——制度设计缺位，可谓把脉精准。为了‘稳、狠、准’地寻求破解之道，她一方面对全球先进国家的相关制度设计及实践进行全面考察，提炼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从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文教结合的跨领域维度这一更高视角，对我们存在的问题、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在此基础上，逻辑推演到发展对策和路径选择——我国博物馆和中小学教育结合的制度设计，并构建了理论框架。较之以往单一维度的馆校合作研究，这一涵盖顶层、中层和底层设计的综合解决方案，将政府作为主导方引入，同时充分聚焦其公共文教服务的供给职责，不仅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和‘落地性’。”

陆教授一语中的，以最简洁的语言精准地总结了郑奕这部著作的精华。

无独有偶，第二篇序言则出自著名博物馆专家段勇先生之手。

他说：“郑奕此书从全面梳理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的相关概念入手，明确了所探讨问题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范畴；介绍了国际实践和研究状况，树立了可资参考借鉴的相对标的；论述了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历史与现状，肯定了成绩，也揭示了问题；特别是针对当前我们实践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拨开表层现象的迷雾，抽丝剥茧探寻问题根源，突破了前人的局限性，拓展了新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政策及操作建议。”

“本研究主题具有学科前沿性和实践意义，研究方法以问题为导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体系宏大、结构形成闭环，内容丰富翔实，观点明确具体，建议路径清晰，使措施能够落地。”

段先生把郑奕对本书写作的思路、逻辑，方法、路径，以及其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论述得全面、精到，非行家里手，实难做到。

读了这两位专家的序言，就完全领会了郑奕这部著作的精华所在。欲知详情，只能捧读全书了。想来想去，那就只好写一点感想，权作狗尾续貂吧。

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国家文物局分管过博物馆工作，当时就涉及博物馆与学校合作，利用博物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问题。199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文化部、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国家文物局关于充分运用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发布；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发布。这两个文件的发布，在全国青少年中掀起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热潮。

主要措施是，一要依托博物馆、纪念馆及其他革命旧址，运用文物开展教育活动；二是把学生参观、瞻仰博物馆、纪念馆和其他纪念设施等列入学校德育工作计划；三是把一批博物馆、纪念馆及其他纪念设施建成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外基地；四是对学生参观学习实行门票减免政策，等等。

为落实文件精神，笔者还前往教育部与有关领导商谈馆校如何对接问题。那时，馆校结合对青少年教育虽然只侧重于思想政治方面，但它却为后来馆校结合、文教结合在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和发展上开了先河。对这一段经历，印象深刻，尔后看到与此有关的事项，便欣欣然也。

郑奕著作，皇皇60余万言，共分八章，其精华和创新部分主要在后四章，讲的是馆校结合的制度设计及其落地问题。前一辈博物馆人在探索博物馆对中小学教育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运动”形式（即上面有什么号召，就按照要求掀起一阵热潮），在当下，如前所述，这一代博物馆人则致力于博物馆教育的制度构建，使这种教育在制度框架内系统有序地行进，无疑，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制度设计，郑奕博士给出的“宝典”是，分别从顶层设计、中层设计、底层设计的三大层级，具体阐述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制度设计。顶层设计，位于“制度设计”这座金字塔的顶端，是国家从战略角度进行整体功能定位，通过规划、政策、立法三大路径，层层递进。

这种顶层设计是希冀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工作（以下简称“教育工作”）从侧重行政管理转变为以法制为准绳的管理，使教育工作有法可依，依规而行。中层设计是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层面对做好“教育工作”建立保障运行机制，包括领导和统筹机制、财政保障和经费投入机制、考评机制、激励机制、安全机制与问责机制等。底层设计是博物馆与中小学之际的合作机制，包括学校对博物馆的遴选机制、博物馆对学校的供给机制、馆校投入保障机制、馆校评估机制等。

作者根据国内外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短板，要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从规划、政策、立法的顶层设计，到涉及一系列运行机制的中层设计，再直抵位于底层设计的馆校结合机制，构建立体的、我国博物馆与中小学结合的制度设计（见第五、六、七章），这也是本书的主干部分和最大创新（P21）。”抓住制度设计，而且是依次递进的三个层级的制度设计，这是抓住了发展“教育工作”的主要矛盾，抓住了“牛鼻子”。发前人所未见，的确是最大的创新。

制度设计出来，这是重要的学术成果。但从作者研究的初衷看，显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要将研究成果付诸实施，为博物馆教育改革作出贡献。这就涉及如何落实的问题。当然，制度设计也不是闭门造车空想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经验基础之上，经过学理逻辑总结出来的。况且，作者曾主持上海市两个课题研究：“公益性文化机构（博物馆）与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联动机制研究”和“将博物馆纳入上海青少年教育体系的制度设计研究”。这两个课题的部分成果分别获得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和高层领导的批示认可。正是这两个历时7年的研究课题，构成了本书“制度设计”的基本内核。“设计”是公益性的，并不是个人“专利”。

现在看来，要落地，公益主导方领导机关、政府部门要首先认可、接受，是没有问题的。下一步就是希望将制度设计尽快纳入教育改革创新的计划之中。但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而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就拿中层制度设计中经费投入机制来说，“包括保证财政投入持续稳定增长，依法落实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多渠道筹措经费，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社会教育；完善国家、社会和受教育者合理分担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优化经费使用结构，建立健全经费监管体系，全面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等。”（P283）投入机制的每一个子项，都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要协调多个部门，要评估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后劲”。

所以，要建立起完善的执行机制，恐怕要分步设施。不过，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有很好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如果能先行先试，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然后推广开来，将全面开启博物馆教育新局面。

就学术研究而言，这本书也有经验值得汲取和推广。

首先，广收博采，资料宏富。有学者曾说“论从史出”，“论”是观点，“史”是材料，只有详细地占有材料，才能有所发现，提出自己的观点，写出与众不同的论著。这就涉及读书的重要性。笔者在上学的时候，著名学者白寿彝先生就教导我们，做学问要像春蚕一样，前三十年吃桑叶，后三十才吐丝。唐人说，男儿须读五车书。说明读书是多么重要。这本著作书后所附中外参考文献之多，真是令人咋舌称赞！著作行文中，几乎无一字无根据，无一句无来历。引文之多，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有些繁复，但这是作者文献根底扎实的表现。这其中的甘苦，外人实难体味！

其次，这部著作也绝不是作者仅仅躲在书斋里靠爬梳文献可以成就的。博物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经世致用，尤其博物馆在对口学校教育方面，更是如此。多年来，在馆校结合、文教结合方面，做过很多实验研究和课题研究，郑奕博士常参与其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博士还全面开展受众的问卷调查，进行专家访谈，多方采撷社会教育素材，然后在学理上进行总结提高，使之成为与文献资料相辅相成的写作资源。这就是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这个“行万里路”就是注重实践活动，“田野考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得出好的研究成果。

以上两点，表现了作者严谨的学风，值得学习。我们期待着郑奕有更多学术成果问世。

出版信息

作者：郑奕

定价：128 元

页数：580页

ISBN：978-7-309-15352-1/G.2170

字数：606千字

开本：16 开

装帧：平装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