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文物展览中能否引入当代艺术作品?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20-10-20       作者:

笔者曾经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同学彭泽云,9月26日参加了由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举行的“策展2:物与叙事”2020年度策展研究与实践研讨会。在看完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展览“博物馆当代艺术跨界系列II”---“永远有多远”后,他就发来两条微信与我讨论关于博物馆举办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并置展览的问题:

笔者同彭泽云的聊天记录(图片来源:于奇赫)

博物馆文物展览中能否引入当代艺术作品

“博物馆文物展览中能否引入当代艺术作品?”这是彭泽云提出的问题,也是当下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从时代背景来看,人们对于美好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加凸显,而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支持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的政策,使得去博物馆和美术馆看展览成为了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一些列电视节目让去博物馆参观的观众大幅度的增长;Instagram(照片墙)、微信和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上的美照分享也让去美术馆打卡“网红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文物展可以说是老少咸宜,而当代艺术展则更受年轻人追捧。所以为了改变人们对博物馆“收藏文物”的传统观念,博物馆在文物展览中引入了当代艺术作品,进行更多的展览策划尝试。

小红书截图

《国家宝藏》河北博物院专场中的长信宫灯 (图片来源:中新网)

1 什么是当代艺术?

人们对于“什么是文物”还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对于“什么是当代艺术”则是一头雾水。英国艺术史论家、现任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教授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Julian Stallabrass)在《当代艺术》一书中所言:“(在当代艺术中)现代主义线性、单向、白人和男性原则彻底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元、多向、彩虹般多色人种、由各种实践和语言组成的碎片般的复杂景观。”作者的描述充分反映出对于当代艺术进行定义的困难性。但是,当代艺术是一种明显不同于传统“国、油、版、雕”制作方式的、用观念去使用材料的、具有问题意识但并不给出答案的艺术形态,它的存在对于观众来说都是一次审美和知识的巨大挑战。

艺术家徐震®参加2020年展览“上海广场”中的作品《永生(希腊柱,高跟鞋)》 (图片来源:没顶公司)

2 “文物X当代艺术”的呈现

中国博物馆举办真正意义上的“文物+当代艺术作品”展览,应该是1996年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在太和门展出的法国艺术家让-皮埃尔•雷诺(Jean-Pierre Raynaud)的作品《金盆(Pot Doré)》。这件带有观念性质的当代艺术作品置于明清故宫建筑群的历史场域中,每个观众都可以对这件作品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

让-皮埃尔•雷诺(Jean-Pierre Raynaud)与其在故宫博物院中的作品《金盆(Pot Doré)》

进入21世纪,文物与当代艺术的界限在中国博物馆的场域中慢慢被打破,它们的对话一步步地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一改观众对于博物馆总是展出文物的看法。2015年5月,南京博物院举办展览“呼吸——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展出了29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作的59件雕塑作品。该展览大规模地引进当代艺术作品,博物馆要求作品不仅要符合南博地域特色,还要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该展览中有的作品偏重于观念上的表达,还有一些作品是比较传统的雕塑形式。

南京博物院展览“呼吸——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现场 (图片来源:南京博物院)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展览是2015年2月山西博物院举办的展览“送您一片吉祥——智慧文殊迎春特展”,该展览由杨玲策划。展览主要展出了一件由1856个空盒子组成的装置作品,每个盒子表面的4个色块由观众按照说明涂抹,所有的色块可以拼接成一幅巨大的菩萨像。图像设计的依据来自山西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宝宁寺水陆画中的《文殊菩萨》。观众还可以把填好的心愿卡放入画好的盒子中,展出结束以后归还参与者。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装置作品展出的现场没有宝宁寺水陆画展出,但是展览发放的手册上印有文物图像,也可以起到对读的功能。

山西博物院展览“送您一片吉祥——智慧文殊迎春特展”制作现场( 图片来源:杨玲)

2018年9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推出了“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系列艺术项目,展出98组/120件文物与来自21位艺术家的23组/73件艺术品。这个展览一改传统博物馆墙壁文本中带有价值判断的表述,在国有博物馆的策展实践中是最具有实验性的一次尝试。该展览更多地将叙事性让位于观看,更加强调展品作为个体的完整性与表达性。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览“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现场 (图片来源: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览“女神的装备——当代艺术@博物馆”海报(图片来源: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2019年4月,成都博物馆举办展览“灵蛇传奇”,共计展出包括古代文物、现代艺术品、戏剧服装、摄影作品在内的183件/套展品;2019年5月,四川大学博物馆举办“重帘——古代绘画、刺绣互文展”暨“借镜观形——博物馆艺术项目邀请展”,展示了古代与当代的绘画、刺绣、装置、影像及综合媒材作品。2019年9月,苏州博物馆举办展览“画屏:传统与未来”,此次展览由巫鸿策展,展出国内外14家博物馆的艺术藏品,以及9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2019年9月12日,四川博物院举办展览“物·色——明代女子的生活艺术展”,此次展览共展出61件(套)文物以及8件当代艺术家作品。

成都博物馆展览“灵蛇传奇”现场 (图片来源:成都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展览“画屏:传统与未来” 现场 (图片来源:苏州博物馆)

四川博物院展览“物·色——明代女子的生活艺术展”现场 (图片来源:于奇赫)

2020年7月,云南省博物馆举办展览“摩梭MOSO:家庭·婚姻·对话”,除了该馆及泸沽湖摩梭民俗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外,邀请了艺术家制作了装置作品《妈妈》《花房》《祖母房》等一些列当代艺术作品与观众展开对话;2020年9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博物馆@当代艺术跨界系列II”---“永远有多远”,展出80组件文物藏品及26件当代艺术品,通过“博物馆之物”和“当代艺术之思”让观众找到“生命观”对于个人的意义或对于时代的价值。

云南省博物馆举办展览“摩梭MOSO:家庭·婚姻·对话”中的装置艺术 (图片来源:云南省博物馆)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览“永远有多远”现场 (图片来源: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通过上述展览可以发现2019年是博物馆举办“文物+当代艺术品”的爆发期,如果不是受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影响,这一趋势很可能还会有一定增长。正是基于这个背景下,几天之后彭泽云发来一个文档,而我也给他进行了回复。我们希望把彼此不成熟的线上交流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引发更多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

彭泽云:艺术只能作为博物馆展览陈列的辅助手段

近几年,“跨界”crossover一词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跨界”本质是形容两个不同领域的事物之间进行合作与交融,时下逐渐渗透到生活中的各行各业,以至于有“不跨界不能活”的说法。在这种风潮下,传统的历史博物馆也概莫能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苏州博物馆2019年举办的“画屏:传统与未来”,以及当下正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举办的“博物馆@当代艺术跨界系列项目Ⅱ:永远有多远”的展览,这两个展览都在历史文物展览中引入了当代艺术品,将传统的博物馆文物展览与当代艺术展进行融合跨界。

众所周知,博物馆是通过文物藏品的组合陈列展示,向观众进行知识传播和公共教育的非正规教育机构。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的中心工作,是文物藏品保护与研究成果的体现,是实现博物馆文化价值和核心功能的基本方式,也是博物馆直接服务民众的重要手段。正如单霁翔指出的那样:“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应提倡精品意识”。相比较于商业展览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尽量渲染气氛,以达到轰动效应的展览陈列思想,博物馆展览的侧重点是通过历史文物、历史遗迹展览,向人们展示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历史故事、人类文明的足迹。所展出的文物与藏品基本上是经过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其进行发掘、整理、研究以及价值评估。同时这些文物与我们具有一定的时间距离,所以才让观众感觉到历史的厚重感和材质的年代感。如果引入当代艺术品会破坏文物展品历史厚重感的纯粹性,无法让观众体验到在博物馆所应该得到的历史沧桑感。同时也打破了博物馆展览陈列的标准规范,降低了博物馆展览陈列的层次,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博物馆展览的最基本意义。

上海博物馆展览“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现场 (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

进一步说,将“curator”翻译为“策展人”最早是由台湾艺评家陆蓉之女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策展人”这一概念的诞生也是由台湾美术界传至大陆美术圈,接着开始风靡各类展览相关的艺术节、展会等,自此美术界从“批评的时代”逐步步入到“策展的时代”,批评家纷纷转换身份成为策展人。美术界的策展人一般是带着问题进行策展,探讨的可以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属于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引入美术馆的策展人制度,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现在进而衍生出当代艺术品成为博物馆文物展览主角之一的现象,这是极其具有争议且值得反复思考的。就拿“永远有多远”展览为例,其展出的当代艺术作品,是从策展人的立场挑选的,并未经过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的甄别和筛选,更没有对其历史价值进行确认与研究。

那么在博物馆这样一个以文物展出为主的场所,展出有待美术界的批评家、史学家进行评估的当代艺术品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笔者看来,两个系统的展览应该有所差别与界限,不能同质化,艺术只能作为博物馆展览陈列的辅助手段,不能反客为主。博物馆通过历史文物、遗迹和藏品来展示人类历史文明的演进过程。美术馆(当代艺术博物馆)通过展示表达艺术家思想理念与情感态度的当代艺术品来反映当下的社会面貌。但这种类型的展览作为一种探索与尝试,也有一定的意义。它为文博界与美术界两个系统的相关学者面对同一现象进行探讨与交流,从而更客观地认识到是否有必要打破博物馆展览与美术馆展览的界限,打破两个系统的壁垒创造了探讨的条件。

于奇赫:博物馆应该成为新观点的表达场所

在博物馆中举办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的跨界融合展览,无疑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具有实验性的做法。从时间上来看,当代艺术作品中的“当代”表明了时间范畴,基本上是近几年或近几十年创作的作品,其创作者大多还在世;而人们习惯上将“文物”的制作时间理解为从古代到近现代,也就是从人类诞生到二十世纪中叶,其创作者大多已经过世。

但是从定义上来看,这两个概念都有些说不清楚。《美术》杂志主编尚辉认为,当代艺术非时间概念,而是形态概念;它不仅指当代发生的艺术,更是指具有当代媒介特征、被高度观念化了的艺术;徐冰在一次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时说“我后来发现,当代艺术这件事或者说‘什么是艺术’这件事在今天是最不清楚的事。当代艺术其实就和世界的不清楚是一样的,因为变异太快,就像世界变异太快一样。”而对于文物的定义,一般是指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二,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

1 文物与当代艺术如何合作

在博物馆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并置的展览中,当代艺术作品有的是接受委任,专门为此次展览创作;有的是一件现成的作品,已经参加过其他展览。对照“文物”的两个基本特征来看,当代艺术作品满足第一个特征;而有些当代艺术作品具有唯一性,也就是不能被重新创造。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文物”是可以涵盖“当代艺术品”的。

从学科属性来看,文物归于历史学,而当代艺术作品归于艺术学,二者并置的展览宛如学科交叉一般产生新的可能性。从观众的角度来说,现在博物馆界发生了从“以藏品为中心”到“以观众为中心”的转变,观众也喜欢更多元化的展示方式,即使是看不懂一些文物旁所放置的当代艺术作品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可以结合展览主题与墙壁文本努力去理解作品,或是从当代艺术作品的形式上感受到了有趣、愿意拍照分享,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除非博物馆的宗旨、定位明确表示以展示古代历史为主,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殿堂”、上海博物馆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不应该将当代艺术作品拒之门外。以苏州博物馆为例,其馆长陈瑞近在2015年发布的《馆长致辞》中表示苏州博物馆是“地方综合性博物馆,也是苏州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中心”。所以,苏州博物馆是一座地方博物馆,严建强、邵晨卉指出这一类博物馆“负有系统收集本地区社会记忆载体,并进行整理、研究和传播的使命。”反观苏州博物馆在2019年举办的展览“画屏:传统与未来”,除了文物展示之外还加入了当代艺术作品,向观众表明虽然屏风已经逐渐脱离现实生活,但是由其引发的一些观念具有现实意义,所引发的艺术创作也可以同未来产生某种链接性。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览“永远有多远”现场 (图片来源: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杭州工艺美术馆更是这样,其简介中指出该馆“通过历史文物和当代艺术的精品收藏和陈列、工美大师和非遗传人的活态展示和传承、丰富新颖的公共参与活动,成为运河文化遗产、杭州城市文明鲜活的记忆读本,为城市生活的构建传统融合现代的文化自觉。”而杭州作为艺术类高等学府中国美术学院的所在地,艺术家的创作也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也能够体现一种文化自觉。因此,博物馆应该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关注城市的变化、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如果能找到一种有效的连接将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一同展示,无疑可以从历史的眼光对现实予以关怀,对社会与文化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认知,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给个体带来启示

2 让当代艺术与文物直接对话

博物馆中的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可以并置展览,这也是博物馆多元化发展的表现。但是怎么选择当代艺术作品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目前对于作品的好坏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博物馆不应该只展出专家肯定的作品,毕竟专家也仅仅是代表了某一种话语与偏好。从美术史上来看,像埃尔·格列柯(El Greco)、约翰尼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与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等艺术家都是在世时作品引发争议,其价值都是在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并肯定。博物馆在文物展览中融入哪一件当代艺术作品都必将会引发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但这种争议反而能体现博物馆的思辨性与公共性,可以让博物馆成为观众讨论、对话的场所。特别是在当前这个越发复杂的全球化社会,观众可以通过古代与当代的并置了解其不同时代人们的思考方式,其态度也可以变得更为开放和接纳。

当代艺术作品可以作为一种装饰,或是一种辅助手段,但是它也可以与文物展览直接对话,只要不是“搅局”,或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都可以出现在展览的逻辑叙事中,成为文化对话的一部分。而文物与当代艺术作品所造成的的历时性差异,可以在美学的共时性维度中得到弥合。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当代艺术作品同样可以作为一种人类从传统向未来行进的记忆见证。而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是重新给传统赋予价值,或许可以将当代艺术作品引入文物中从而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让人类未来的文明能够回归文化的本质。

文字:于奇赫 彭泽云

部分小标题由编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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