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践与中国挑战：不同语境下的博物馆发展 ——从《众妙之门：六谈当代博物馆》说起

导语：《众妙之门：六谈当代博物馆》一书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发展为基础来展开，展现了一座综合研究型博物馆在一套定位导向、专业导向的制度下如何将其定位贯彻到各个业务环节，如何适应新时代下的社会化转型趋势。借此我国博物馆可反思，面临着制度改革和机构动力不足的困境，如何将其定位贯彻始终；面临着社会力量不够发达、机构考核和策展机制与之不相适应等问题，如何全面开展博物馆社会化发展。

对于国内的博物馆学研究和实践来说，常提到“中西之别”。但是，中西二者之间的差别其实很难全面地表述。有时，只能笼统地理解为它是一种不同政治、社会、经济语境下的产物。对于这个话题，其实需要更翔实的实证材料和更具启发性的切入点。2019年11月，沈辰先生所著《众妙之门：六谈当代博物馆》（以下简称《众妙之门》）一书的面世才更让人倍感振奋。

书中主要内容围绕着沈先生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下简称ROM）的职业经验和所想所悟来展开。书中涵盖了从机构整体定位到博物馆收藏、展览策划全流程、社会公共关系等诸多博物馆学历来关心的话题，并以ROM为案例基础，引申出一座传统的主流博物馆在21世纪新转型的形势下的应势与守正，颇具灼见。

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博物馆界而言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上佳的比照机会。以《众妙之门》为契机，可以更好地反思中西不同语境下的一系列问题。本文所重点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博物馆定位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制度基础；其二，21世纪的新转型为博物馆带来的社会化浪潮究竟意味着什么。

1.定位与制度

定位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博物馆来说似乎已是老生常谈。

简单来说，《众妙之门》向读者展现了ROM这一综合研究型博物馆的基本运营模式。从书中所描绘的现象来看，这套模式的确立建立在博物馆坚实的自我定位之上，并且这种定位的影响力贯穿到博物馆后续的各环节业务当中。

《众妙之门》提到了ROM定位几次转变：从最初作为大学博物馆向大学提供基础收藏和展示；20世纪转归为省立，强调“公共教育”的重要性；21世纪初期调整为关注自然与文化的“目的地”；自2018年之后，在定位当中加入了“共同创造一个人类与世界共同繁荣的未来”。整个转变是“由一个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的博物馆转变成了公众的利益而去努力的博物馆”。

《众妙之门》多次论及博物馆具体业务环节，呼应这种定位的转变。例如，处理公共关系时，是否要考虑接受某批特定的藏品捐赠；在论及展览策划时，博物馆为何要选择引进特定主题的特展；博物馆在制定展览策略时为何要重视与当代社区之间的“时代性”和“相关性”；如何制定自身的开放政策或举办特定的社教公共类活动。在诸如此类的问题讨论之时，均能看到上述定位变化的影响力。

为何包括ROM在内的西方博物馆能够保障这种定位的影响力呢？

书中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一问题，但仅就书中描述的现象来说，笔者认为，确保这种定位影响力贯彻始终的重要因素之一便在于一套完整的专业团队制度。其中，策展人制度便是范例。孙志新、尹凯的研究以及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界定都在试图说明，策展人制度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展陈设计一个环节，它联结了博物馆藏品收藏、研究、展示乃至教育各个环节。制度内核在于，以个人或团队的身份，在深入研究展示对象的基础上，面向公众将研究成果以展览的形式体现出来，且在整个过程中有专业背景的策展人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这套制度与博物馆定位之间的关联在于，策展人本身对博物馆定位是有足够的理解和认知的，或者说，策展人本身就是基于特定的博物馆定位而被聘用的。因此，具备这类素质的策展人能够将博物馆定位融入工作中，并带着对博物馆定位的理解和认知来决定其后的决策。

这实际上引出了专业团队制度背后所隐藏的一个话题，即博物馆内部权力结构的问题。《众妙之门》一书中着重展现了专业团队的工作逻辑，对其背后的制度成因着墨较少。尽管如此，还是能够从已有的论述中看到专业团队在具体业务工作中所具备的主动性，以及背后的官方管理决策团队对自身权力限度的克制。借此，行政力量相对后退到审核和监管的层面。行政后退之后的顶层管理力量转而去为更具定位导向、专业导向的团队合作制提供服务和支持，进而促成了博物馆内部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沟通，为类似“释展人”这样特定身份的成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确保了由博物馆定位所引发的思想和导向能够长期扎根于该核心团队内部，不至于被行政力量或部门间隔阂所冲散。

由此反思我国的情况，从宏观层面而言，博物馆也并非完全陷入了定位缺失的陷阱。但整体而言，对我国博物馆“千馆一面”现象的批评依然是常见的。从定位和制度的层面来说，这至少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定位当中所包含的对在地性和自我资源的重视在国内并未得到足够的强调。从《众妙之门》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定位中字面所表述的宏大目标，在落实到具体实务之时均是以博物馆的在地性和自我资源为基础而辐射开的。这构成了博物馆建立自我特色以及维系社区关系的重要基石，却在我国常被忽视。

其二，定位形成之后，其在博物馆后续业务环节的影响力在国内难以真正得到体现。

这个问题尤其可以与事业单位困局结合起来看。李文钊等曾经总结过我国事业单位的长期困局，其中包括内部管理的行政化、融资体制僵化、竞争不充分等问题。这进而也容易导致机构内部的定位导向、专业导向缺乏动力，缺乏将定位和专业贯穿至整个业务环节的保障，致使决策风险加大。

在此背景下催生了我国历次的事业单位改革。刘太刚等曾经总结过我国1978年以来的事业单位改革，是一个不断去政治化、增加内部人事和财政上的灵活度的过程。在这一历程中，尤其希望通过分类划归的方式，引入市场化竞争、明晰职能来解决上述问题。

具体到博物馆行业而言，我国也曾试图在此类问题上做出改革。但是，当时的改革方向并不是直接改善更为细节的内部融通问题、专业团队建设问题，而是寄希望于松动内部的顶层管理体制，来实现博物馆的去行政化和灵活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10年前后的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的推行。表面上推行的是一种强调社会参与博物馆的理念，而内在蕴含了以此为契机来转变博物馆整体内部决策机制和行为模式的目的。比照《众妙之门》，似乎可以做出一种设想，博物馆“长官指令”的后退所留出来的权力位置便由博物馆自身的定位导向、专业导向来填充，由此促成更为灵活的内部合作机制。

但是，这个设想在第一步便遭遇了难题。罗向军在2018年的研究当中便指出，理事会目前在博物馆中的“权威性与馆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理事会权力设置‘很虚’”。由此反思，我国博物馆内部管理模式的改革并不一定达到预期效果，机构内部的权力结构依然是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那么，是否还能如预期一般的借由松动顶层的行政化而将整体机构向定位导向、专业导向的方向发展，应势孕育出更加密切的部门合作制，只能打上问号。

实际上，解释我国博物馆不能贯彻其自身定位的现象，还需要考虑博物馆的机构动力问题。关于动力，《众妙之门》一书中有简明的概括，即“穷则思变”。ROM在面临着10%的年度财政缩减之时，只能转而向公众与社会寻求帮助，这一方面呼应了其最初的定位调整，另一方面也更坚定了它推行此定位的决心。段勇曾经直言“当前我国国有博物馆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需从社会争取经费支持的压力不大”。在现有情况下，我国博物馆仍然是“富有”的，尚未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对于我国而言，即便在理念或字面上接受了更具社会导向性的定位，将其贯彻在其具体行动当中的动力尚未形成，博物馆最主要的财政支持依然是相对固定和单一的。

2.公众与社会

上文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定位及定位与博物馆机构内部产生的互动之上，然而，关于定位本身，还未做出足够的阐释。

从《众妙之门》所描绘的现象来看，ROM的定位转型，包含了着很强的社会化倾向，试图将博物馆置于其与当代社会的相关性当中来定位。

这种转型不能只看作是ROM一家机构的创举，如书中提及，这需要从20 、21世纪不同的博物馆整体定位来看。对比《众妙之门》中两个世纪博物馆的整体性描述，可以看出，“市民生活”“社区活动”“社会责任”“智慧方法”“新技术”等是21世纪新增的提法。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公众”的问题在前后虽然都有强调，但是在20世纪的博物馆中表述为“为公众呈现”以及“观众是接收者”，到21世纪则转换成“让观众将博物馆体验融入他们自己相关的生活”以及“和公众一同追寻”。由此可见，作者本人想要借此暗示博物馆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身份位置的变化。

关于博物馆的这种转型，在国内外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而《众妙之门》提示我们的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作者实际上已经看到，这种社会化不仅是在博物馆中扩大服务对象范围、增加观众人数，而是面向更有针对性的当代人群，乃至引入更具争议性的当代社会话题。例如，作者大量讨论社群的自我认同、由谁来掌握展示话语权等问题，在书中第六章还专门提及种族歧视、第三性别的问题。而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众妙之门》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也与常见的西方博物馆学研究相类似，强调开放话语权，“从‘解释文化传播’转移到‘关联文化社区（community engagement）’”。作者也很看重这一系列做法给博物馆带来的裨益。这不仅为博物馆换取了更多相关利益团体的支持，也与21世纪博物馆所提倡的“开放”和“包容”的精神相呼应。

其二，虽然在近年来的博物馆学研究当中，强调和阐释21世纪以来的博物馆转型的文献著作颇丰，但是它们更注重于博物馆的新类型、新业务，对于传统的综合研究型博物馆在其主流业务框架内应该如何自处反而着墨较少，因此难免形成一系列误区，暨新转型便是对旧行为的一种替换。《众妙之门》实际上很好地厘清了这一问题。对于ROM这样的博物馆而言，在迎接新转型的同时，对于传统的器物研究、收藏并且以此为激发的策展工作并没有中断，重要地位不会下降。而且面对这些传统的藏品，博物馆一方面在借助展览获取观众认可的同时，另一方面积极思考这些藏品与当代社会之间的“文化遗产相关性”，从而转换对藏品的阐释视角。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去理解书中所强调的《多伦多宣言》便更显重要。它并不是在彻底替代传统研究型博物馆的工作，不是在呼吁博物馆将视角完全投向“当代”，不顾传统博物馆所熟悉的“过去”与“历史”，而是在试图探寻建立起“过去与当代社会关联性”，依然强调“认识过去、联结过去。

值得一提的是，《众妙之门》在论及上述问题之时，实际上使用了一个过去有所忽视的视角，与国际国内学术界惯有的讨论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即博物馆与全球化的关系。虽然安来顺、苏东海等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强调过博物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在当时的研究当中，主要强调这种西方趋势的事实存在，且侧重从终身教育、经济压力等方面解释这种趋势。如果退回到博物馆性质层面来考虑这一问题，则学术界更趋于从博物馆作为“第三部门”、作为NPO的社会职能等角度来加以解释，如罗伯特•詹尼斯（Robert Janes）的相关研究。而《众妙之门》立足于ROM这样的综合研究型博物馆，提出博物馆“为社会打造一个亲民益民的文化中心”，与其“全球化战略”是密不可分的。一旦论及全球化，就会引发关于文物归属、收藏伦理的问题。沈辰先生并未回避这一问题，他对国际主流通行的原则、伦理和国际法给出了正面的回应，而且在此基础上，开始探索当博物馆面对既有的这些来自异文化或“他者”的物件之时，应该如何去展示和研究。《众妙之门》将这些物件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为多元阐释留出了合理空间，进而能够去理解和尊重来自不同的官方或非官方人群的声音。这就为《众妙之门》引申出博物馆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好了铺垫，为回应诸如社会化是否只是新类型博物馆的“特殊使命”、综合研究型博物馆关注专家权威性的知识解释便不再需要社会多元声音、社会多元是否只会带来声音的“嘈杂”等质疑，提供了支撑。

同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反思我国博物馆的情况。

我国的博物馆在处理公众和社会联结度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200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推动博物馆免费开放并不断予以补贴优惠的政策信号便一直没有中断过，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图1），我国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也是持续显著提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博物馆也已完成了与当代社会之间的相关性呢？这个问题恐怕无法做出一个全面肯定式的回答。

图1 1999—2017年博物馆参观人数

《众妙之门》提醒我们，实现这种与当代社会的相关性，并不全部旨在强调观众参观数量的增长，相反，一种更具社会群体边界意识的针对性显得更为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与更具社区意识、肩负第三部门责任、能够动员更大社会资本的团体和组织合作，成为实现上述诉求的重要条件。博物馆想要将触角深入更具当代相关性的社会议题当中，寻求与相应组织的合作是首要的。这也是《众妙之门》描述的ROM所做过的工作。然而，我国博物馆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机构部门间的隔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博物馆本身对其与当代社会议题之间的相关性缺乏敏感。其次，我国的社会力量、第三部门本身也仍处在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康晓光等学者曾经讨论过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的局面，各类社会组织有明显发展，但是还依然处于“行政吸纳社会”的框架当中。博物馆如何参与到这套社会网络当中去，依然是博物馆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从传统的综合研究型、文物乃至“重器”为核心的博物馆维度来看，我国的博物馆对于“过去与当代社会关联性”这一诉求如何与自己惯常的优势相结合仍然是陌生的。这首先源于博物馆现有的绩效指标在论及“当代社会”时，依然将视角直接落在了观众人数和媒体曝光度之上。其次，《众妙之门》中所描述的一套策展人制度的缺失也使得藏品研究、展览策划和当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无法形成，博物馆的研究者面对传统的文物之时不具备去思考其与当代社会的关联性等问题的动力与条件。再次，《众妙之门》将物件置于全球化语境之下的阐释思维在我国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层面还未完全得到接受。杨瑾曾有文章专门论述在全球史视角下我国博物馆藏品研究的可行之道，她发出“中国的博物馆应以全球史观为指导”的呼吁，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了该思维在当下国内博物馆界的匮乏。

简言之，对于我国的博物馆而言，在理念层面，“观众”、“公众”、“社区”与“当代社会”是被混为一谈的。在现有的绩效指标和考核机制下，实际上不去理会其间的区别，我国的博物馆似乎也能继续维系自身的生存。但是，这背后所隐含的问题便再次回到了上文提及的博物馆定位与对整个21世纪博物馆转型的理解之上。背后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其一，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整体放缓、各地方财政政策逐步收紧、事业单位倡导转型推向社会乃至市场的背景下，博物馆是否可以不转型；

其二，《众妙之门》实际上已经将这个话题上升到博物馆应该恪守的一个精神伦理的层面，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仅是继续追求观众人数和固有研究，是否能呼应这种精神伦理的需求。

3.结语

《众妙之门》所展现的不仅是一座西方博物馆的自我经营之道，还有一条西方语境下的博物馆发展路径，由此为我国博物馆当下所处语境中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照。这样两种不同的博物馆发展语境，并不一定要以一方为追赶或目标，但是相互比照，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具启发性的问题、潜力与可能性。

本文改编自《中西方不同语境下的博物馆发展 ——从<众妙之门：六谈当代博物馆>说起》，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0年第1期（总第19期）。作者：王思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博物院》杂志

《博物院》杂志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科学出版社主办，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共同协办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期刊。该刊主要栏目有：专题探索、理论研究、博物馆实践，涵盖与博物馆相关的以下学术研究成果：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史；藏品征集与保管；藏品修复与保护；藏品研究；展览与展评；博物馆教育；宣传与文创；博物馆管理；开放与安保；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数字化与信息化；专著与论文述评；与博物馆相关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

《博物院》杂志为双月刊，国际标准大16开本，136面，全彩印刷，面向国内外发行。

投稿方式：

1.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bowuyuan@mail.sciencep.com；

或注册登陆投稿平台：

https://www.scicloudcenter.com/MUSEUM

2. 纸质版请邮寄至本刊编辑部。

订阅方式：

1. 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码80-603。

2. 读者也可在中科期刊淘宝店网购或与本刊发行部联系。

联系方式：

电话：010-64033878 010-63370450

传真：010-64030141

地址：北京市东黄城根北街16号 1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