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中需要挖掘、提炼故事线，该线索或明或暗

故事中一定有线索，对展览而言也不例外。惯常的线索包括：时间、数字、字母，季节、方位，对立，或是易于理解的主题如“家庭、学校和工作”等。当然，熟悉、显性的组织体系也可能带来“审美疲劳”等副作用，这主要依托策展人如何使用展品展项等素材，就像导演对于演员的择取一样。比如，时间轴在一些历史展览中让人感觉毫无新意，但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中却不同，可能是因为它的素材太令人不安和复杂了，以至于缺乏严肃的时间轴会使观众感觉不知所措。无独有偶，利用字母排序表来串联展览，或许显得亮点不足。但在上海儿童玻璃博物馆中，该体系得到了最佳应用。26个玻璃字母分别对应26个隐藏在馆内的展品展项，如B（Beach Glass海滩玻璃）、P（Prism三棱镜）等。这一方面契合了4-10岁儿童的兴趣和认知水平，另一方面也将亲子过程中的寻物惊喜带给全家人。

此外，隐性的故事线同样奏效。在美国人类学协会和明尼苏达科学博物馆合办的“种族：我们真的如此不同吗？”展览中，所有故事都关乎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都依托展览的总传播目标：种族不是一个科学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被用来保持种族主义并使之制度化。一起努力，我们就能理解并且克服它！另外，美国新闻博物馆以一部十几分钟的导览片浓缩了全馆主题和内容，它以“What’s news?”（什么是新闻？）为线索贯穿始终，同时使用了四组词语来解析：新闻是战争与和平（War & Peace）；新闻是生老病死（Life & Death）；新闻是爱恨情仇（Love & Hate）；新闻是先有奉献，再有自由（Sacrifice & Freedom）。

但无论显性还是隐性，明确的故事线形成了展览的组织架构或是“脊梁”。它贯穿始终，为观众创设一个真正想要追寻的故事。一般说来，我们创设的是“带有弧度的故事线”（story arc），有开头、中段、结尾，并且在过程中有问题，有解决之道，有障碍，也有善终。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中，观众一开始被置于恐怖的情境，然后恐惧和害怕累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没有出路、无法忍受了，直到最后我们发现：对所有死者和恐怖而言，还有幸存者和救助者；对劫难而言，仍有终点。所以，从理想的角度讲，这样的结尾导向观众认知上和情感上的双重受益。观众不仅有所学习，而且深深感觉到了自我责任，必须帮助避免这样的情况再在生活的世界中发生。当展览能达到这样的传播效应，每个走进故事的人，都发生了改变，无论是在意识上，还是在行为上。

让展览故事企及跨代的观众

星球大战的故事对所有人都受用，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版本，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故事伴随我们成长。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成年人仍喜欢卡通、漫画，老年人仍钟爱童话，而非常年幼的小孩居然能早早地在故事中应对二元对立，比如拥有正邪双方的童话。

好的故事叙述，引发共鸣，带给大家无限的联想空间，并企及不同的群体，甚至是跨代观众。最终，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一个经典案例当属丹麦Den Gamle By博物馆。Den Gamle By是丹麦语，意为“老城”（The Old Town）。在这里，博物馆与展览、室内外环境、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共同讲述跨越数代的、丹麦城市历史与文化的故事，让观众立足今天，回溯昨天，展望明天。2002年，馆方决策持续使用更多元化的展示方式；同时创设一个更新项目——新城（The Modern Town），将博物馆的18世纪环境和故事叙述与现代民众的记忆连接。

就多元化的展示方式而言，Den Gamle By博物馆以亲历历史、Den Gamle By圣诞节、追忆之所三大项目为主，来企及跨代群体。2004年，馆方发起了“闻一闻、尝一尝，尝试历史”的永久性观众体验项目，并决定使用第一人称来讲故事，且阐释人员身着的服饰也原真复制馆内的织物藏品。观众可与“居民”对话，品尝其食物等。而开展圣诞节项目的初衷是因为节日期间尤其是圣诞节，人们对历史和传统抱有更开放的心态，所以馆方决定创设一个针对跨代群体的聚会场所，同时引发第二个参观旺季。追忆之所是馆方2005年的一项尝试，初衷是为老年性痴呆患者等边缘群体创设一个环境：屋内的家具、物件、灯光、台灯、收音机里的音乐、气味和味道等能帮助他们复苏记忆，以最终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分享其回忆。

任何展览，都有其目标观众。但达求受众的多元化，始终是博物馆的一大诉求。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中，“铭记孩童，丹尼尔的故事”展览专为8岁及以上孩童设计，它娓娓道来一个德国犹太小男生丹尼尔1933年至1945年间的故事，以一名孩子的视角再现大屠杀。丹尼尔其实是一个复合角色，他的故事基于许多记录了大屠杀期间生活印象的孩童的日记发展而来。因此，展览中没有丹尼尔的照片，他也没有姓氏。但弥漫在空气中的故事叙述，呈现诸多变化痕迹的日记本册页，“请触摸”等互动元素，以及穿越式、沉浸式环境，都让历史细节再现，不只是引儿童入胜，而是润物细无声地让跨代观众、即便没有亲历那段历史的受众都得以淋漓尽致地体验。本展览得到了博物馆界、教育界以及挑剔的媒体界的一致好评和尊崇。

激励观众情感与共鸣，用故事引发故事

好的故事吸引、侵占我们的情感。展览中的情感成分与认知、物理成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当在情感上参与，我们更在乎，并更容易铭记。讲故事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说教式展览标签等，它并不止于传播知识，而在于产生理解力，激励个人含义的构建。此外，精彩的故事里往往还有故事。它们打开受众心灵，点燃其想象，激励他们创设属于自己的故事。

作为美国9.11纪念博物馆重头戏的历史展览位于原世界贸易中心的北塔楼位置，由三部分组成：9·11事件当天；9·11事件之前；9·11事件之后。实物、图像、第一人称的证言以及音频视频档案文件等，共同讲述了9·11的故事。事实上，整座纪念馆的室内、室外（纪念遗址），任何一件静态展品、一株动态植物都在诉说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比如，在博物馆大厅，放置着这根在遗址清理工作中最后被吊起的钢柱，它在2002年5月30日的一个庄严仪式中迁离现场，并被定名为“最后的柱子”。迁离前的几周内，复原工人、现场急救员、志愿者、遇难者家属纷纷在柱子上签名，留下珍贵的纪念讯息、照片以及永远的悼念与致敬。

美国9·11纪念博物馆大厅中的钢柱 郑奕摄

Vesay街的这段石梯曾经连通世贸中心北端奥斯汀.托宾广场和Vesay街下方的人行道，被称为“幸存者之梯”，因为9·11当日它作为逃生通道救了许多人。虽然历经浩劫石梯大部分被毁，但经过九个月复原它成为了展品，作为这起灾难“沉默的见证”。纽约市警察局的大卫.布林克中尉记得他当天对被疏散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走下这段楼梯，然后跑，跑得越快越好”。

美国9·11纪念博物馆的展品之一——Vesay街石梯 郑奕摄

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句被镌刻在博物馆的一面整墙上：日日夜夜都不能把你从时间的记忆中抹去（No day shall erase you from the memory of time)，以悼念9·11中的遇难者。当然，同样的话，也能读出“无法遗忘之觞”的意味。维吉尔的诗句寓意回忆、纪念的变革性潜能，该理念在由世贸中心钢柱片块铸造的诗句字母中也得到了表达。历经创伤的、剩余的钢铁被锻造后，变革成充满希望和美感的字母，仿佛在用结果提醒我们：维吉尔的话不止是宣言，更是承诺。而整面墙的艺术装饰由2983幅水彩画构成，每一幅都是艺术家的单独作品，试图铭记2001年9月11日早晨的天空颜色。同时，每个正方形都使用了独一无二的蓝色调，寓意伤感、缅怀。

镌刻有维吉尔诗句的美国9·11纪念博物馆的墙面 郑奕摄

此外，还有橡胶底已经融化脱落的纽约警察局探长Carol Orazem的靴子、被掉落的废墟融化而变形的纽约消防队3号阶梯式消防车，以及在馆外的、一颗经历火烧撞击等磨难后依然开出美丽白色花朵的梨树。它们都是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以无声的力量在动情诉说，让人悲伤、感动，却激励、昂扬。

讲好展览故事的原则与要义

凸显故事的主人公，并让他们自己说话。

故事总是关于人的，人类是行动的主体。正如美国新闻博物馆的导览片虽然以“什么是新闻？”线索作为故事线，但最终落脚点仍在人——新闻工作者。并且强调：如果没有这些主人公的奉献和牺牲，就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因此，在展览故事叙述中，一方面需提供物理性背景，将故事置于时间和空间中，以帮助受众构建一幅清晰画面。另一方面，要明确主人公的目标，让主人公引领观众历经整个故事，这样受众也会在意其目标是否实现，会追随故事发展。

此外，让主人公自己说话。当主角们开始对话，画面感就立现。受众感觉自己仿佛墙上的苍蝇，实时监听各方说词。而当主人公以其独有的嗓音开腔，权威性会得到加强。比如，在美国间谍博物馆展览中，“我是邦德，詹姆斯邦德”的第一人称叙述远比“该特工做了自我介绍，有性格地重复了他的姓氏两遍”让人印象深刻多了。

同时，铭记用观众的语言说话。据研究，美国人平均的阅读水平在六年级。因此，好的说书人同样有敏锐的双耳，能巧妙使用口语、行话等，来搭建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共同基础。

故事必须有意义，激励观众情感，甚至改变其行为。

精彩的故事往往有起伏，给予观众期待和惊讶，并感慨结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就故事的精髓而言，最佳故事向我们呈现了该如何对待自己、他人以及周边世界。在展览节奏的把握上，调动观众情绪很重要。即便展览有很多信息要传达，但必须先调动观众情绪，同时不是去控制他们或者纯粹戏剧化，而是不让其迷失在大量信息中，给予他们重点，毕竟展览是传播信息、知识之所。

事实上，好的展览关键在于对观众的激励，如激励模式所示。也即，首先在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诱发其“好奇心”，从而激发其“情感”，使观众在情感上与某一主题连系起来；下一步，“鼓励”他们“参与”具体的“展览”与“活动”；接着通过“信息”的“学习”，给予其获得“教育”的机会；最后则落实到“行为”，“授权”观众在实际“行动”中实践先前所学和所感。

博物馆学习的激励模式 来源：John Chiodo

讲故事不是展览的全部，不能纯为故事而故事，讲故事也不是某些博物馆的特例。

在展览中，讲故事不是全部。首先，不能纯为故事而故事，太过牵强的情节意义不大。其次，始终铭记展品展项的“主角”地位，它们最好与故事中的主角合而为一或是融为一体。事实上，不同的展览设计应用，如环境、灯光、文字或音频等都能以微妙的方式支持故事叙述。再者，讲故事并非历史类、纪念类博物馆的专属，在艺术类、文化类、自然类、科技类展览中同样可以。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走向盛唐，公元200年-750年”大展中，300多件中国稀有文物，打破朝代分期和门类限定，生动立体地呈现了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并发展到顶峰的主题，获得了轰动。此外，1993年美国沃思堡市科学博物馆的“侦探小说？侦破案件的科学”展览，利用“情节”将观众带入真正的故事。观众首先现身用餐的犯罪现场，所见所闻是粉笔勾勒的轮廓，柜台上的单色人影，以及播放中的收音机。观众需要捕捉线索，以在犯罪实验室互动台上验尸、比对指纹等。整个展览可谓一个破案过程，想不让人惊心动魄都难。

将展览故事叙述与当下社会发展结合。

大英博物馆曾举办“莎士比亚：世界大舞台”展览，它不是向世界炫耀莎士比亚的伟大文学成就，而是为了探讨当下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博物馆董事凯伦·阿姆斯特丹说，“通过莎士比亚的眼睛和他的描述，我们重新回顾欧洲的现代化历程。许多正在困扰当下的全球性问题，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经悄悄萌芽。”凯伦认为，博物馆要举办富有思想的展览。当下的世界正变得日益动荡和不安定，很多隔阂都因为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偏见和无知而产生。而博物馆可以通过历史的呈现、文化的解释，产生积极影响。

无独有偶，2011年伦敦电影博物馆、伦敦交通博物馆和牛津故事博物馆等六家机构荣获英国“幸福博物馆基金奖”。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展览和教育项目，彰显博物馆是故事与游戏的乐园、是疗伤之所，博物馆探索与自然世界的联系，关注精神健康、流浪人口、社区管理，加强本地合作。总之，挖掘博物馆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幸福感提升方面的巨大潜能。

策展人是关键。

对博物馆而言，收藏、研究工作如同“知识的生产”环节，是前提和基础；展览、教育工作如同“知识的传播”环节，是机构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输出。一方面，生产知识先行；另一方面，其最终目标是为了传播知识，惠及公众。策展人作为横跨藏品研究、展示领域的舵手，不只是生产知识，更要传播知识。而我们很多展览在策划时，正缺位了“知识转化”环节和相应角色。

在欧美博物馆中，策展人占据着重要地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康柏堂曾说，世界级博物馆的核心指标是“策展人”。他们是多面手，一方面，对于某领域、主题的藏品、研究谙通，并拥有择取展品的权限，同时在长期经验积累后形成优势领域。而策展人惟有从藏品中发掘灵感，并具备学术上的通观视野，方能真正挖掘展品背后的故事。另一方面，他们熟悉展览的运作方式，在策展团队中担纲主力，并将展示主题、内容准确地传达给设计团队。更重要的是，策展人还得熟稔目标受众、游客体验、参观动机等，以呈现观众难忘的观展体验。比如，在策划对外文物展览时，就必须抓住国外受众的兴趣点，并择取具有感召力的话题，将中国内容和国际表达有机结合。

目前，我国博物馆普遍未建立起策展人制度。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机构主办的“博物馆展览策划专题培训班”等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相关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同时，建议建立各学科专家组成的专家库平台，对博物馆展览项目进行过程性论证并提供学术支撑等。

一部好的电影需要好的导演、演员，剧本，甚至是剧本依托的小说。好的展览同样如此，需要好的策展人、展品展项，内容文本，以及在此之前的学术大纲。其中，讲好故事始终是关键。它们是不带说教的传播，鼓励个人反思，以及公众探讨。它们允许受众想象另外一片时空，在共性中找寻个性，对他人感同身受。它们保存个性和共性记忆，并同时与成人和孩童对话。

其实，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就擅长讲故事。我们一直都在讲故事，也一直在找寻故事。近些年来，讲故事这一艺术传统得到了重新发展，国际上YouTube等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人都可变身为故事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没有理由不参与进来，在展览中吸收、利用这个人类的惯常习惯和工具，也是大势所趋。事实上，展览策划者、设计师、教育工作者都是讲故事的人，区别在于他们使用不同的素材，受不同的准则指引。而博物馆也是说故事的地方。它们的存在正因为很久以前，有人相信一些故事值得为一代又一代的人述说。